市域产教联合体：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的新引擎

大国工匠的培养展开，探讨了市域产教联合体在其中的重要性。阐述了教育部相关通知对其建设的总体要求，介绍了市域产教联合体的发展情况，包括取得的初步成效，面临的诸如实体化建设、各方协调联动等挑战，以及政策引领下在“精准培育”和“统筹规范”方面的努力等内容。

【关注大国工匠培养】

光明日报有记者晋浩天以及通讯员向周宇进行报道。

编者按：大国工匠的主要培养地是职业院校。那么，怎样提高职业教育的办学质量，凸显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的特点，从而培养更多高素质技术技能型人才呢？教育部发布的《关于加强市域产教联合体建设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给出了答案。该文件明确了市域产教联合体建设的总体要求，重点聚焦区域主导产业，探索新的产教融合形态和区域发展机制，推动职业学校与区域、产业深度融合，达成职业教育与地区产业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双赢局面。

本期，我们继续关注大国工匠的培养问题，深入探究如何进一步加强市域产教联合体建设，持续提升职业教育办学质量。

2022年1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深化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改革的意见》，首次提出构建“市域产教联合体”，要求省级政府以产业园区为依托，打造集人才培养、创新创业、推动产业经济高质量发展等功能于一体的市域产教联合体。2023年4月，教育部开启市域产教联合体创建工作，同年9月公布了首批28家市域产教联合体名单。在此基础上，本次《通知》又公布了第二批共6家国家市域产教联合体，分别为江苏太仓、浙江宁波、浙江义乌、广西南宁、四川宜宾、新疆昌吉。

作为职业教育改革发展中的新事物，市域产教联合体近两年的探索成果如何？未来又该朝着什么方向发展呢？

成效初显：职能部门与产业园区深度参与

浙江师范大学现代职业教育研究院院长唐林伟认为，尽管市域产教联合体是新的实践和载体，但它的内涵与目标始终不变，那就是推动产教深度融合、构建校企合作长效机制。

唐林伟告诉记者，一年多来，在国家政策的引导下，各省根据自身情况完善政策，积极推动区域内市域产教联合体建设，助力其入选“国家队”。他举例说：“像河南省计划在未来打造约20家市域产教联合体，广东省多个部门协同推进建设28家市域产教联合体。可以看到，产教联合体在实体化运作、合作办学、技术研发、平台建设以及服务区域产业发展等方面都已经开展了积极探索，并且取得了初步成效。”

江西科技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授李秉强概括为“推进力度大，发展速度快”。他说：“目前，每个省推进建设的联合体数量一般不少于30家，部分省份还规定每个设区市至少建设一家联合体，要求职能部门与产业园区深度参与联合体建设，并强化建设成效的约束。例如，江西省已把联合体建设纳入设区市教育综合考核。”

唐林伟也指出：“实事求是地讲，联合体的实践探索还处于初期阶段，虽然已经初步形成国家—省—市三级建设体系，但毕竟时间不长，未来还需要持续努力。”

直面挑战：做实实体，有效协调联动

在采访中，不少专家表示，处于探索阶段的市域产教联合体在推进过程中面临诸多挑战。

李秉强在调研中发现：“如何实现实体化建设是一个难题。目前大部分联合体还没有进入实体化运作阶段，也没有建立起真正的专职专班或者有效运转的兼职专班。从本质上讲，联合体是一个比较松散的政校企联盟，如果没有一个实体化的机构或者组织来推动，其建设成效很难保证。”

常州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校长徐建俊表示：“这个难题的根源在于，这类联合体大多是按照政府要求，由园区、院校、企业多方共同组建的，而各方的内在诉求差别较大。”这就使得各方的短期利益需求难以平衡，容易形成依赖外部“输血”、难以建立自身“造血”机制的状况。

唐林伟解释说，联合体建设涉及多个主体，金融、财政、土地、信用、就业和收入分配等激励政策包的落地，需要压实政府责任，建立协调联动工作机制。“然而，在地方建设过程中，一般是由教育行政部门牵头落实，很难真正带动其他相关职能部门形成协同机制，这就导致联合体建设陷入以往产教融合模式的‘老套路’，出现‘联而不合’等问题。”

唐林伟还提醒：“联合体建设中，校企双方的主观能动性很重要。一些牵头企业参与联合体建设，直接目的是缓解技能人才招工压力。所以，要注意部分企业在合作过程中不愿意投入、只用工不培养的短视行为和功利思想。而学校方面，则要防止‘升学导向’带来的对技能教学的轻视以及对产教融合重要性认识不足的情况。”

政策引领：在“精准培育”与“统筹规范”上下功夫

李秉强表示：“面对实践探索中出现的新矛盾，教育部再次发文明确要求，对市域产教联合体建设情况进行全过程跟踪监测及动态管理，这表明要推动联合体建设向深入和扎实发展。”

唐林伟坦言：“之前我们更注重规模的扩大，所以各地出现了很多市域产教联合体。现在我们更重视‘精准培育’和‘统筹规范’，目的是转向提升质量的新阶段。这也是解决现实问题的有效措施。无论是新布局的6家国家级联合体建设单位，还是配套出台的《市域产教联合体建设标准（试行）》（以下简称《建设标准》），都体现了这种趋势。”

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相关负责人介绍，新布局建设的6家联合体，一是服务长三角、长江经济带发展，布局浙江宁波、四川宜宾；二是服务“散装县”发展，布局浙江义乌、江苏太仓。这里的“散装县”是指那些有着独特产业和地方特色的县级行政区，这些地区的一个或几个产业（产品）在全球占比较高，形成了各具特色的经济模式和发展路径；三是服务周边外交，布局广西南宁、新疆昌吉。

唐林伟补充说：“联合体建设数量的精简和功能的清晰定位，体现了国家级市域产教联合体的示范价值和意义。更重要的是，教育部首次提出‘将市域产教联合体建设纳入部省会商内容’，这将大大提高联合体建设的驱动力，也将解决市域产教联合体在资源整合和体制机制建设方面的核心问题。”

记者查阅文件发现，《建设标准》设置了基础性指标、实质性指标、否定性指标3个一级指标，又细分为16个二级指标、44个三级指标，每个指标都设置了观测点，目的是全面解释市域产教联合体的建设标准。例如在条件保障观测点方面，就包括是否出台支持市域产教联合体建设的“金融 + 财政 + 土地 + 信用”的实施细则，参与主体是否已经实际享受到相关政策补贴，专项经费和日常经费的安排和到位情况等内容。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职业教育与继续教育研究所研究员张浩表示：“《建设标准》能够纠正部分市域产教联合体前期建设的偏差，有效激发地方基于自身资源禀赋的自我创新意识，有利于联合体进行横向和纵向比较，找出自身问题，对实践有很强的指导意义。”

李秉强说：“指标的操作性更强，观测维度更清晰，更能体现联合体人才培养的需求导向，也在很大程度上改善了目前联合体建设的松散捆绑现象。下一步，各省级部门应在建设标准的指导下，加快出台符合区域实际的联合体评价指标。”

文章围绕市域产教联合体展开，首先阐述其在大国工匠培养中的关键地位，介绍了相关政策推动下的发展情况。接着指出其取得的成效，如职能部门与产业园区深度参与等。同时也分析了面临的挑战，像实体化建设难题、各方协调联动困难等。最后强调政策引领下在“精准培育”和“统筹规范”方面的努力，包括新布局的联合体服务方向、建设标准的意义等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