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葡萄美酒”到广彩：中波文化交流的璀璨画卷 探秘中波文化交流：艺术、商贸与生活的碰撞

本文围绕“群星点亮的夜空——波斯文化艺术瑰宝展”展开，深入探讨了古代中国与波斯在艺术、文化、商贸等多方面的交流情况，通过策展人刘冬媚的介绍，展现了两国文化交流的历史渊源和深远影响。

“葡萄美酒夜光杯”，这句出自唐代诗人王翰的经典诗句，不仅勾勒出一幅诗意的画面，更蕴含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内涵。目前世界上最早的葡萄酒遗存位于伊朗西南部扎格罗斯山的一个新石器时代村庄，这一发现也从侧面印证了早在唐朝时期，中国与波斯之间的文化交流就已十分频繁。

近期，“群星点亮的夜空——波斯文化艺术瑰宝展”在广东省博物馆盛大举办，全方位呈现了古代中国与波斯之间精彩纷呈的文化艺术交流。广东省博物馆藏品管理部、本次展览的策展人刘冬媚在接受新快报收藏周刊专访时透露，广州在唐朝时期可是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港和东方大港，更是阿拉伯人和波斯人来华贸易的首个重要口岸。

▲黄金狮首授权环金阿契美尼德王朝（公元前550年—公元前330年） 礼萨·阿巴斯博物馆藏

伊尔汗时期伊朗艺术受中国元素影响

收藏周刊询问刘冬媚，通过此次展览，波斯的艺术具有怎样的特点。刘冬媚表示，伊朗是拥有数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它地处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关键地带。从亚述的铁器、希腊的神话神像，到印度的肉红玉髓、中国的陶瓷，再到欧亚草原的格里芬和阿拉伯的抽象艺术，各种文化元素都在此汇聚、融合、蜕变，并向四方传播。伊朗的艺术文化以雅利安——琐罗亚斯德教文明为根基，广泛吸收各家之长，留下了丰富多元的物质文化遗产，宛如璀璨星空，闪耀着历史的文明之光。

当被问及中国古代与波斯的文化交流主要体现在哪些地方，以及有哪些有趣之处时，刘冬媚列举了不少例子。比如伊尔汗国时期的四边形金色锡釉砖，使用时四周应有装饰框；苏莱曼王座瓷砖先用印模压制成像，再上釉着彩，图案呈浮雕状，釉彩用青金色，龙凤是常见图像。其中一块虽出土地点不明，但根据风格可确定来自苏莱曼王座地区。该瓷砖为釉上彩，底色白色，主色金色，青金色为辅色，中央描绘着一只拥有五只尾羽、振翅欲飞的中国凤凰，画面四周环绕着中国的云纹和波浪纹，充分体现了伊尔汗时期中国元素对伊朗艺术的深刻影响。

▲方形凤凰云纹釉砖陶器伊尔汗国（公元13 - 14世纪）德黑兰大学穆卡达姆博物馆藏

从现藏德黑兰大学穆卡达姆博物馆的“方形凤凰云纹釉砖”来看，其载体是具有西域风格的釉砖，而纹饰却是中国风格，这生动地展现了双方文化的交流与互动。

对于展厅中提到的“苏丹阿巴德陶瓷上的图案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中国艺术的影响，常常模仿其样式”这一描述，刘冬媚进一步介绍，苏丹阿巴德（Sultanabad）风格在伊尔汗国时期极为盛行，俄罗斯的阿扎克和叙利亚的大马士革等地也生产这种风格的陶瓷器物。该风格在13世纪和14世纪达到顶峰，采用了多种装饰技术，以灰色和黑色等突出颜色为特色，纹饰题材大多是具有中国特色的花鸟纹、云纹、波浪纹等。

西汉南越王墓出土的铜印花凸版

收藏周刊还提到“织品上印染图案的技术自伊尔汗国时代（1256 - 1336年）出现在伊朗，可能源自中国”这一判断，刘冬媚解释道，目前没有确凿证据表明印染起源于某个国家，大部分学者认为各地有其独特的工艺起源和发展。就印花织物的出现时间而言，印度、中国、埃及等地相对较早。西汉南越王墓出土的铜印花凸版是目前已知世界上最早的织物印花工具；印度虽称那一时期使用木板印花，但因年代久远等原因，尚未发现实物出土证据。

▲铜印花凸版南越王博物院藏

中国艺术品受波斯影响的体现

刘冬媚指出，中国史书关于伊朗最早的文字记载见于《史记·大宛列传》，安息即指帕提亚王朝。汉武帝时期，张骞出使西域，其副使也到达了安息，这表明早在西汉时期中国与安息就已互通友好。安息国还派遣使者与汉使一同返回中国，并献上奇珍异兽，类似记载在《汉书·西域传》中也有。此外，安息使臣多次来华进献狮子、“安息雀”（鸵鸟）、“桃拔”（羚鸟）、“封牛”（单峰骆驼、羊）等动物。

实际上，早在文字记录之前，伊朗高原地区与华夏大地的人们就有往来。史前时期，西亚的小麦、大麦东传，中国的水稻、小米西传，黄牛、绵羊、山羊、狗、猪等也是在亚洲东、西部分别驯化后互传。葡萄酒是古代波斯地区先民的发明，目前世界上最早的葡萄酒遗存位于伊朗西南部扎格罗斯山的新石器时代村庄，距今约七千年。葡萄酒经西域东传，在中国落地生根，才有了“葡萄美酒夜光杯”这样的千古名句，成为盛唐诗意生活的写照。

在波斯萨珊王朝时期，中国与波斯的往来更为频繁。从萨珊时期起，中国史书称伊朗为“波斯”，波斯物产丰富，双方贸易品类繁多。中国考古出土了大量萨珊时期的文物，如货币、金银器、玻璃器、纺织品等，这些工艺品对中国产生了深远影响。

■绿松石色釉陶骑马人像陶器12 - 13世纪礼萨·阿巴斯博物馆藏。

波斯人的服饰影响了西域部族的服饰，进而在唐人穿着中也有所体现。唐三彩直观描绘了很多塞族人的形象，他们头戴毡帽，身穿右开襟的翻领长袍或圆领窄袖衫，足蹬高筒尖头靴。孔雀蓝釉是波斯独特的制釉技术，其烧釉技术影响了后来珐华器瓷器的产生。

广州在中波交流中的重要地位

收藏周刊提到展览特别展出了具有波斯文化特点的广彩，并询问当年广东地区的艺术与波斯方面的交流情况，以及广彩体现的对外交流是否比国内其他地方的艺术门类更显著。刘冬媚介绍，关于中国与波斯之间的海上交通，贞元宰相贾耽的《皇华四达记》有详细记录，名曰“广州通海夷道”，原书虽久佚，但《新唐书·地理志》抄录了该书。广州在唐朝是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港和东方大港，是阿拉伯人和波斯人来华贸易的第一个口岸。据考证，从唐开元时期（713 - 741年）开始，来往广州港贸易的外国客商每年达80多万人次，其中以阿拉伯商人居多。

藩坊是唐宋时代供外国商人聚居的场所，广州、扬州、泉州等港口城市因商贸活动频繁均有设置。来广的外国商人需要等待顺风顺水的时机回航，所以会在广州居留。宋代朱彧《萍洲可谈》卷二记载：“广州蕃坊，海外诸国人聚居，置蕃长一人，管勾蕃坊公事，专切招邀蕃商入贡，用蕃官为之。”

本文通过对“群星点亮的夜空——波斯文化艺术瑰宝展”的介绍，以及策展人刘冬媚的访谈，全面展示了古代中国与波斯在艺术、文化、商贸等多方面的交流。从艺术风格的相互影响到物品的传播，再到商贸往来和人员聚居，都体现了两国之间悠久的交流历史和深厚的文化底蕴，这种交流不仅丰富了双方的文化内涵，也促进了人类文明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