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狗的审判〉：荒诞喜剧背后的社会思考，法国影片〈狗的审判〉：喜剧中的深度与不足

本文主要对法国导演利蒂希亚·多施自导自演的影片《狗的审判》进行分析与评价。影片在多个电影节上有所斩获，文中从影片与其他作品的关联、影片所反映的社会问题如狗权、社会结构中的弱者等方面进行探讨，同时也指出了影片在表达、人物塑造等方面存在的不足之处。

由法国导演利蒂希亚·多施自编自导自演的影片《狗的审判》，于1月17日登上中国内地院线的舞台。这部影片可算是“战功赫赫”，去年5月在法国戛纳电影节首映时，成功入围“一种关注”单元。要知道，这可是导演多施在剧情长片领域的首部作品，就凭借此片还提名了戛纳电影节“金摄影机”奖。到了去年年底，它又在海南岛国际电影节上亮相展映，并且一举斩获金椰奖最佳导演奖。

从一条狗的权利出发去探讨这部影片，会发现很多有趣的点。利蒂希亚·多施曾经是金棕榈导演茹斯汀·特里耶的御用女演员，她参与拍摄了特里耶的不少作品，像是2012年的短片《淘气的男孩女孩》，还有2013年的长片首作《索尔菲雷诺之战》，在后者中她饰演了一位电视台主持人。看到“狗的审判”这个片名，结合她与特里耶的关系，很难不让人联想到特里耶去年的作品《坠落的审判》（严格意义上应译为“坠落的剖析”）。更有意思的是，特里耶的第二部剧情长片《维多利亚》和《狗的审判》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两部影片的女主人公职业都是律师，都面临着一个犹豫接不接的案子，而且庭审过程中都有狗的出现。这么多相似之处，不得不让人猜测《狗的审判》受到了特里耶的影响。

多施虽是法国人，但她没有把故事设定在法国，而是选择了瑞士的法语区。影片一开始就通过画外音表明故事“改编自真实事件”，这表明它讲述的是一个欧洲范围内的故事，而不只是法国的故事。与特里耶不同的是，多施拍摄的这部影片更像是荒诞律政喜剧。故事是这样的：一个身体有轻微残疾的小偷养的狗咬伤了三个无辜的人，按照法律规定，这条狗必须被处死。女主人公艾薇儿（由多施饰演）为了能继续在律所工作，挽回自己的业绩，必须赢得手头的第一个案子——为这条咬人的狗辩护。在艾薇儿为狗辩护的过程中，权利观念不断地得到深化。法庭先是在“狗不是物而是生物”这一观念上开始动摇，接着逐渐承认狗并非主人的附庸，而且有其个体权利。

那一条狗在人类社会到底能获得多少权利呢？这确实是个非常难回答的问题。影片中有一个场景，由精神病学家、人类学家、伊玛目、拉比、僧人、哲学家、牧师组成的道德委员会在法庭上一起讨论狗是否具有道德，结果失败了。然后通过科学实验来确认狗的认知能力，最后走向了动物认知学。多施动用了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等手段，一方面是想强调人类理性的局限性，毕竟不管用什么方式，作为人类的我们都无法真正理解狗为什么会咬人。另一方面，创作者把狗放在人类制度的框架中进行审判，这其实暗示了法庭最终审判的不是狗，而是狗所代表的在社会中失语的个体。就像在沃纳·赫尔佐格的名作《卡斯帕尔·豪泽尔之谜》中，一个人在揭穿所谓文明社会的真面目后被彻底遗弃，这只不被人真正理解的狗咬伤了三个人，也搅乱了一个文明又富有的国家。

再说说攻击者也是受害者这个话题。法律是统治阶级意志的表现，这一点在影片中的另一个重要角色——律师的死对头、原告辩护律师罗莎琳身上体现得很明显。这个人正在竞选市长，所以狗的审判就成了她政治工具箱里的有力工具。双方在法庭上激烈辩论的同时，法庭外也形成了两股完全对立、互相攻击的势力。很显然，多施是想借此来影射法国甚至整个欧洲的政治对立局势。罗莎琳煽动性演讲要求杀狗的画面，让人不禁感叹：排除异己的想法在人类身上从未消失，只是换了一种方式。

在多施眼中，狗既是攻击者，也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结构性受害者。在法庭上，艾薇儿得知对她最不利的一项证据是从动物行为学角度看狗是“厌女的”，因为女性对狗更亲密，接触时更容易弯腰屈膝，这样狗会失去被支配感，所以更容易对女性发起攻击。同时，艾薇儿还在法庭上发现被咬的一名女性是从葡萄牙移民到瑞士的清洁工，双重身份让她成为社会底层的受害者，尽管她本人的自尊让她不愿承认自己如此“单向度”。创作者想告诉我们，不管是咬人的还是被咬的，都只是社会结构中的一环，真正深层次的社会矛盾在法庭上从未被触及，而市长候选人早已得到了她想要的政治资源。

实际上，影片中有很多弱者，而且他们最初是相互隔离的。在艾薇儿为狗辩护的过程中，她开始和邻居家被家暴的小孩、来自非洲的黑人驯狗师等人建立联系。有一个场景中，这三个人和狗构成了一幅其乐融融的画面，他们形成了一个团体、一个弱者联盟。直到这时我们才发现，这四个个体是创作者有意安排在一起的，而且都面临着被社会规训的命运。邻家小孩被家暴是因为家长觉得他“不听话”；狗长期被人类驯化；黑人驯狗师这个双重身份背后是被殖民的历史和驯化角色的复合体；“女性”“律师”更是不言而喻。最后，如果说狗逃离被驯化的环境和命运的方式是回归自然，那么多施也在向我们表明，每个受规训的弱势群体都应该找到自己的出路，尽管这可能是一条牺牲之路。

从这个角度看，我们就能理解为什么葡萄牙清洁工在影片结尾放弃了工作，拿着补偿金来到一片草场。在笔者看来，这虽然是一个美好、光明的画面，但结局是开放的：我们不知道她是回到了本国的草场，还是来到了瑞士的田园，这可能是完全不同的情况。我们也不确定她是否真的找到了出路，唯一确定的是她又回到了狗的身边，实现了某种层面的联合。

关于影片的表达，它悬浮于人物之上。应该说，利蒂希亚·多施对欧洲当下的社会问题有比较准确的认知，这是值得肯定的。但这么严肃复杂的问题用荒诞喜剧的框架能不能讲清楚，是个值得讨论的问题。毕竟，律政剧和电影很大程度上依赖逻辑的合理性和情境的可信度。然而，兴师动众地审判一条狗这件事本身就不太可信，就算多次强调“真实事件改编而来”也难以补救这个基础设定。这就是为什么《坠落的审判》的导演茹斯汀·特里耶和她的编剧亚瑟·哈拉里要花很长时间研究律政类型作品，反复撰写辩论对白以确保平衡、严谨。相比之下，《狗的审判》对法庭空间内各种关系的呈现就像儿戏，多施自己对律师的演绎也缺乏必要的控制，和我们对现实中律师形象的感受相差较大，这显然和她自导自演有关。

不仅如此，在《维多利亚》和《坠落的审判》中，真正的核心不是庭审的举证，更重要的是还原法庭之外生活的场景和质感。因为特里耶作品的落脚点是女性自己的生活（尤其是情感生活），她清楚地知道只有展现生活场景才能不动声色地建立女性的主体性，这让她的作品成为一部超越“主义”的女性电影。这也是特里耶从第一部长片《索尔菲雷诺之战》就擅长的地方，在两个小孩的吵吵闹闹之间，母职的繁琐、女性在世界上面临的困境就跃然银幕了。反观《狗的审判》，我们很少能看到女主人公的生活细节，更多的是法庭上各个层面的口号式输出。多施固然关心“大”问题，但对“真”问题基本不理会，这让人有些困惑和遗憾。

总的来说，一部以女性律师为主人公的影片，基本目标是要对性别身份和职业身份有清晰的呈现，这样才能支撑起整部影片。但在《狗的审判》中，这两方面似乎都不太成功。多施想要表达的东西就像一团黑雾悬浮在这些人物之上，没有真正深入到人物的细节和肌理之中。作为导演，利蒂希亚·多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本文对《狗的审判》这部影片进行了多方面的剖析。首先阐述了影片的基本情况及其在多个电影节的成绩。接着探讨了影片与其他作品的关联、故事内容所反映的社会问题，包括狗权、社会结构中的弱者等。同时也指出了影片在表达和人物塑造方面的缺陷，如荒诞喜剧框架下逻辑合理性和情境可信度的问题，以及对人物生活细节展现的不足，最后总结影片在性别身份和职业身份呈现上的不成功之处，对导演的发展提出展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