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外交政策转变：从“不结盟”到“多向结盟”的深度剖析，印度“多向结盟”外交：利益、挑战与未来走向

本文主要探讨在国际局势变幻及美国政府更替带来不确定性的背景下，国际舆论对印度“多向结盟”外交的讨论增多这一现象。通过邀请三位学者展开对话，从印度外交政策从“不结盟”到“多向结盟”的转变、印度对美外交的状况以及印度追求“全球性大国”目标下外交的表现等方面进行深入分析。

在国际局势加速演变，且美国政府更替带来诸多不确定因素的情况下，国际舆论对于印度“多向结盟”外交的得失以及未来挑战的讨论日益频繁。此次“环球圆桌对话”邀请了三位学者就此话题展开探讨。这三位学者分别是：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南亚所执行所长、研究员王世达；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南亚研究中心主任刘宗义；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所所长蓝建学。

首先，关于印度从“不结盟”到“多向结盟”的转变。提起印度的“不结盟”外交，很多人会联想到其1947年独立后特别是冷战期间的对外政策。自2014年印度人民党执政以来，印度对外政策的表述发生了巨大改变，“不结盟”很少被提及，“多向结盟”成为了常用词汇。与“不结盟”不同，“多向结盟”给人一种“选边站队”或者“与他国结盟”的感觉。但在笔者看来，尽管印度外交政策的表述有所变化，其内在遵循的原则并未有实质性改变。

冷战时期，美苏两大超级大国严重对立，在全球构建起针锋相对的盟友体系。面对这种格局，印度总体上实行“不结盟”政策，但这并不意味着印度保持“中立”或“完全不偏不倚”。实际上，当时印度与苏联的关系更为密切。从20世纪50年代起，印苏不断靠近，开启了近半个世纪的友好时期。在此期间，苏联为印度提供了大量军备支持和经济援助。1971年，两国签署了《印苏友好合作条约》，这是印度独立以来唯一一份类似军事同盟的条约。并且，印度在一些国际和地区事务上支持苏联，例如1979年苏联发动阿富汗战争时，印度拒绝公开谴责苏联，与美国唱反调。

如今印度的“多向结盟”，也并非与其他国家结成正式盟友。冷战结束后，印度外交政策大幅调整，在维持与俄罗斯关系的同时，逐步加强与美国的合作，美印关系的重要性不断提升。2014年印度人民党执政后，印度当局不再提及“不结盟”，而是用“多向结盟”或“基于议题的结盟”取而代之。按照印度外交秘书唐勇胜担任驻华大使期间的解释，所谓“多向结盟”，就是印度将依据自身国家利益，在不同议题上决定是否结盟；印度外交需要处理多对大国关系，如美印、俄印、中印等，印度不会因其中一对大国关系影响其他双边大国关系。可见，无论是过去的“不结盟”还是现在的“多向结盟”，表述虽有差异，但出发点都是印度自身利益。

回顾冷战初期，印度的领导层和知识精英认为苏联不同于英法等老牌殖民国家，刚刚摆脱英国殖民统治的印度不用担心“来自苏联的殖民威胁”。同时，作为新型的非西方超级大国，苏联能为印度在实现快速工业化、推动经济平衡发展、减少不平衡和贫困等方面提供经验和模式。这些因素促使印度优先发展与苏联的关系。此外，印度当局意识到，以当时印度的国力和国际地位，不管加入美国领导的西方阵营还是苏联东欧集团，都只能充当二流角色。拒绝明确加入任何一方，或许能巩固和扩大印度在广大新独立的亚非拉国家中的影响力，而且印度还能从冷战中对立的两大集团获取实际利益，事实也的确如此，冷战期间印度从美苏两国都得到了相当规模的经济技术援助和军事装备支持。所以，印度外交政策用词的变化，掩盖不了其现实主义和实用主义的本质。

当下，印度人民党政府推行“多向结盟”，在一定程度上源于国内政治因素。对于执政的印度人民党来说，否定国大党领袖尼赫鲁提出的“不结盟”政策，就等于否定国大党的外交成就乃至执政历史。不过，当前这种“多边结盟”的操作是否真正符合印度自身利益，印度政府恐怕需要慎重考虑。例如，在当前世界格局复杂演变的情况下，印度试图在美俄之间保持游离或平衡，在中美之间采取“机会主义”做法，但它能否妥善处理这些关系而不遭受负面影响，或者这样做是否会导致印度牺牲战略自主而实际受损，都存在很大疑问。

其次，在印度当前的“多向结盟”外交中，处理与美国的关系占据重要地位。美国今年的政党轮替和政府更迭给世界带来了极大的不确定性。虽然印度外长苏杰生宣称印度不会像其他国家那样为此紧张，但实际情况表明，新德里对美国新政府的对印政策前景深感不安。因此，在新政府上台前后，新德里急切寻求加强与华盛顿的接触，如外长苏杰生在去年12月底前往华盛顿并于今年1月参加美国总统就职典礼期间积极斡旋，随后总理莫迪带着“大礼包”访美，承诺推动印美双边贸易额在5年内翻倍，进口更多美国石油和天然气以缩小贸易逆差，购买更多美式武器装备等。印度这样做的主要目的是尽快消除对美外交的不确定性，继续获得华盛顿的“重视”，特别是确保美国继续关注“印太战略”并保证印度在其中的关键地位。

一些分析认为，拜登政府是近几十年来最“亲印”的美国政府之一，印美关系在这期间不断加深，经贸、科技、国防、安全等领域的合作得到加强，印度甚至获得了美国“非条约盟伴”的地位。但实际上，印度对美外交的得失只有自己清楚。近年来，印度政界和战略界部分人士沉溺于“机会主义”，企图利用美国遏制打压中国的“机会”从中获利。在对美国的诱拉表现出一定迎合之后，印度原本期望在成为地区乃至全球性大国、取代中国在全球供应链中的地位、实现武器装备生产本土化等方面得到美国更多支持，希望美国尊重印度的国内政策和对外战略自主。然而，令印度失望的是，美国的算盘打得更精，不但没有在这些方面提供印度所期待的支持，反而不断试图将印度当作对华遏制打压的工具。印度在拜登政府时期未能“如愿”，到了“特朗普2.0”时期，印美关系的走向恐怕更难以由新德里掌控。印度试图利用中美战略竞争的“机会”拉拢美国，谋求在产供链等领域对中国的“替代”，吸引更多国际资金和技术流向印度以实现经济发展和大国崛起等目标，但这些战略设想越来越难以实现。可以预见，印美关系未来还会经历更多波折。例如，在关税问题上，美国新政府已明确表示印度不会被排除在美方的“对等关税”政策之外；在移民问题上，印度能在多大程度上配合华盛顿还不确定，毕竟印度是美国移民的主要来源国之一，移民中有大量持工作签证在美从事高新科技工作的人员，也有非法居住在美国的人员；在新德里非常重视的“大国地位”方面，美国新政府的态度也不明确，国际舆论对“特朗普2.0”时代美国的对外战略构想有诸多分析和猜测，但这些构想似乎没有给印度留出位置，这表明在华盛顿的战略认知中，印度仍然被定位为“华盛顿战略工具”。印度在对美外交中被“矮化”，对美国亦步亦趋却得不偿失，对华盛顿迎合越多自身“损失”越大，这样的现实不断增加，导致印度国内对“多向结盟”原则下的外交政策反思增多。在此期间，随着对华心态失衡和政策跑偏对印度经贸和整体外部环境的负面影响愈发明显，印度方面调整对华政策的举动也在增多。进入2025年以来，印度与中国相向而行，推动两国关系稳定健康发展的步伐有所加快。只有真正坚持外交独立自主，真正依据自身国家利益和人民福祉制定外交政策，才能在世界格局动荡、不确定性加剧之时做到“不紧张”，现在新德里应该更有这样的清醒认识了。

最后，关于印度追求“全球性大国”的目标。20世纪40年代印度独立前夕，开国总理尼赫鲁在《印度的发现》一书中写道：“印度以它现在所处的地位，是不能在世界上扮演二等角色的，要么就做一个有声有色的大国，要么就销声匿迹。”2014年印度人民党政府执政后，印度外交政策及相关表述发生重大调整，但追求大国地位的目标始终如一。近年来，印度外交逐渐基于所谓五重战略定位行事。一是自称“领导型大国”，强调在新一轮国际秩序重塑中追求“全球领导性力量”；二是自封“全球南方领头羊”，主张在全球南方的广阔舞台上施展拳脚；三是自诩为全球南方与全球西方的桥梁，为此印度外长苏杰生专门创造了一个词，试图将印度描绘成一个“兼具西方国家、南方国家特性的‘西南方大国’（Southwest Power）”；四是自视为南亚次大陆霸主和“印度洋净安全提供者”；五是自塑“全球精神导师”形象，突出外交的“印度教特性”。

总体来看，印度外交的这些定位和实践尚未达到预期效果。例如，对印度至关重要的周边外交难言成功。印度与中国、巴基斯坦、尼泊尔、孟加拉国、斯里兰卡、马尔代夫、缅甸等邻国的关系龃龉不断，导致该地区安全困境长期存在，信任赤字严重。虽然偶尔有较好的表现，但印度周边外交总体运行并不顺畅。1996年，瓦杰帕伊政府外长古杰拉尔推行“面向邻国多予少取”的“古杰拉尔主义”，但很快就失败了。2014年，“莫迪政府1.0”时期提出“邻国第一”政策，但2015年尼泊尔大地震期间对尼的“非正式封锁禁运”使该政策破产。“莫迪政府3.0”时代以来，印度周边外交继续以“管控冲突、有限合作”为主线，南亚区域整合程度远低于东南亚和欧洲地区。东盟区内贸易占东盟国家外贸总额比重约为24%，欧盟内部这一数据约为60%，而南亚区内贸易在地区国家外贸总额中的占比仅为5%左右。

大致分析，印度周边外交效果不佳的根源有三。一是印度政界和战略界精英内心深处并不真正重视“与邻为伍”，或者说“志不在周边”。印度学者普遍反感人们从印巴冲突、南亚与不结盟运动等视角看待印度，而越来越强调印度是“能同时有效地与全球所有强国打交道的主要权力中心”。二是印度外交战略长期奉行“考底利耶主义”（考底利耶：古印度政治家和哲学家，因擅长权谋被称为“印度的马基雅维利”），认为“邻国是天然敌人，邻国的邻国才是潜在盟友”，推行“印度优先”和“现实主义政治”，采取“远交近攻”方针。三是印度习惯控制国力较弱的中小邻国，这种思维惯性一时难以改变。

近年来，印度国内不时出现围绕外交政策的辩论，不少有识之士认识到，印度追求“全球领导型大国”地位的最大障碍之一在于自身经济社会发展仍然不够充分，最薄弱的环节之一是周边外交关系。截至目前，印度仍有约2.3亿人生活在国际贫困线（每天2.15美元）以下，占全球贫困人口的近1/3。2024年，印度在125个参评“全球饥饿指数”的国家中排名第110位，超过40%的人口面临教育、医疗、基础设施等多维度匮乏。显然，如果不能更快更好地推动国家各方面平衡发展，印度实现“全球领导型大国”的道路将面临更多阻碍，从设想到实现的时间也会更长。由于地缘政治等因素的干扰，印度的“大国梦”一直笼罩着某种“中国情结”。新德里一方面认为中国是印度追求大国地位的参照，另一方面又将中国视为印度大国地位的“竞争者”，甚至是“能够阻碍印度崛起进程的关键外因”。但实际上，对印度而言，中国不是阻碍，而是与印度共同实现经济社会发展的有利因素。中印关系本质是两个14亿多人口的相邻发展中大国如何相处的问题，发展是中印两国当前最大的“公约数”，两国应正确把握历史潮流和两国关系发展方向，相互信任、相互支持、相互成就。

本文深入分析了印度外交政策的转变、对美外交的情况以及追求大国地位过程中的外交表现。印度外交从“不结盟”到“多向结盟”虽表述变化但本质遵循自身利益原则；对美外交存在得失，印度在其中有被“矮化”的风险且战略设想难以实现；在追求大国地位方面，印度外交定位未达预期，周边外交是薄弱环节，而印度的大国梦与中印关系有着复杂的联系，中印应共同发展。总之，印度外交面临多方面挑战与重新审视自身外交政策的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