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多个公园景点自2024年12月起陆续叫停商拍这一事件，回顾之前一些景区也有类似禁止商拍的情况。通过描述景区中商拍的泛滥现象，如北漂小叶在故宫等地看到的大量商拍场景，贵州苗寨被旅拍店占据后的变化，苏州老俞汉服馆的兴衰等，探讨商拍从火热到被限制的原因，包括旅游热、社交媒体“出片”风潮，以及商拍对普通游客旅行体验的影响，同时也提及游客对合理管理商拍的期待。
2024年12月起，北京的北海公园、天坛公园等多个公园景点纷纷叫停商拍，这一举措引发了广泛的热议。其实，早在2023年中旬，故宫博物院、北京市劳动人民文化宫、颐和园、中国国家博物馆、北京环球影城等就已经发布过“未经批准禁止商拍”的消息。不过，这一次北京各景点内，相关规定的执行变得极为严格。据说，保安在入园检查时，只要发现游客携带打光灯、遮光板和大型摄影器材、大量服装等，就会进行询问，甚至禁止入园。曾经，在北京天坛公园换装拍摄的游客屡见不鲜。在过去的数年里，景区商拍的存在感日益增强。就拿北漂十多年的小叶来说，去年冬天他陪老家亲戚游览北京的故宫、什刹海、颐和园等景点时，发现与多年前相比，这里穿着格格服、汉服拍照的人多了不少。在故宫外围的红墙青瓦下，摄影师拿着长镜头，对着一排排摆姿势拍照的人，那场面真可谓“一步一格格，五步一皇后”，仿佛让人置身于穿越的情境之中。在颐和园内著名的“画中游”景点处，等待拍照打卡的人排起了长队，商拍摄影师长时间占据位置，引得普通游客怨声载道，小叶也只能远远拍一张风景照就赶紧离开。不仅北京如此，在贵州千户苗寨的一个广场上，盘踞着许多类似的旅拍店。林凡提到，有位贵州大哥表示，在他的印象中苗寨以前完全不是这样的，他带外地朋友来游玩时，朋友也没想到千户苗寨如今像一个影视城。郎德苗寨也存在类似情况，虽然不如千户苗寨热门，但寨门口就有两三个旅拍店，而且听说他们的服装都是统一进货的。疫情后的几年间，随着旅游业逐渐回暖，全国各大风景区内，提供换装、妆发和商拍服务的旅拍店如雨后春笋般大量涌现。在社交媒体的助力下，一些旅拍店因服饰多样、化妆技术精湛，迅速成为网红店铺，甚至成为游客必打卡之处。老俞是苏州一家位于平江路巷子里的汉服主题拍摄馆店主。平江路作为知名的苏州旅游打卡地，这条巷子里类似的汉服体验店就有几十家。老俞的汉服馆于2022年开业，周围的旅拍店也几乎都是疫情后陆续开业的。老俞本身学服装设计，对汉服文化兴趣浓厚，当初他觉得旅拍店前景可观，毕竟疫情后旅游的人增多，有拍照需求的人也越来越多。他的店铺开业第一年盈利达一百多万，生意火爆时需提前15天预约。然而到了第二年，他在人流量更好的位置开了二店，结果去年一年亏损近70万，最后只好关停。据老俞说，苏州的旅拍店增加了几千家，但游客数量变化不大，饱和的市场导致不良竞争，像盗图引流、低价竞争等行为层出不穷，在流水线作业下，188元拍两套、128元拍一套的店铺越来越多。一方面是疫情后的旅游热，另一方面，社交媒体引发的“出片”风潮，可能是商拍市场近年来火热的直接原因。在老俞的店里，经常有女生拿着网上的图片来，要求拍同款衣服、同款头饰的照片。老俞虽会解释每家店的衣服、头饰不同，而且网上图片可能滤镜叠加严重，但网上的图片依然吸引着众多游客，所以他也不得不做起账号。对于以商拍为主要业务的从业者而言，禁止商拍规定的影响巨大。在北京此次的禁止商拍规定中，商拍扰序行为包括但不限于携带大量服装、摄影器材、营地车等道具和载具进入市属公园，长时间占道、圈地进行化妆、换装、跟拍、聚集等旅拍类拍摄行为，以及因商业拍摄引发的其他扰序行为。对于普通游客来说，没有边界感的商拍早已让他们苦不堪言。身边突然亮起的闪光灯，摄影师和客人为了出片占道、呵斥游客，霸占摄影点等行为，都严重影响了旅行体验。此外，不少人还呼吁商拍要守住边界，比如不应在博物馆开闪光灯、贴近展览柜拍照等。也有游客提出，可以在一些景点内设立“商拍区域”，并且提前预约、支付押金，这样或许能缓解普通游客和商拍之间的游览冲突，让游客能在合理管理下拍出好照片。
本文总结了北京多景点叫停商拍这一事件，阐述了景区商拍从兴盛到被限制的过程。从商拍在各个景区的泛滥现象入手，分析了背后旅游热和社交媒体影响的原因，也提到商拍对普通游客造成的不良影响，以及游客对合理管理商拍的期望。这一系列现象反映出景区商拍需要在满足游客拍照需求和保障正常游览秩序之间找到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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