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将探讨清朝的两种一等公爵，即外戚承恩公和异姓一等公，从康熙朝到晚清时期，分析二者在地位、含金量、待遇等方面的情况，展现清朝在不同时期对外戚和军功贵族的权衡与制度变革。
在清朝这个等级森严的朝代，爵位体系错综复杂，其中一等公爵位备受瞩目。而在一等公爵里，因皇亲国戚而封的承恩公和因军功而得的异姓一等公尤其引人关注。这两者看似都是一等公爵，实则背后大有文章。从康熙朝开始，两种一等公就有了不同的发展轨迹。康熙十三年，元后赫舍里氏驾崩，其父亲噶布喇被封为一等公，这开创了清朝外戚封爵的先河。同一年，平定三藩之乱的图海也因军功被封为一等公。当时，二者的待遇就有所区别，图海每年获赐银两万两，噶布喇除俸禄外还能参与重大朝会。康熙十六年，继后钮钴禄氏入主中宫，其父遏必隆已承袭一等公爵，康熙帝还破例准其建立家庙。之后，康熙帝又给生母孝康皇后之父佟图赖一等公爵位。到康熙二十八年，佟佳皇后病逝，其父佟国维被封一等公，他既是外戚又是重臣，身份特殊。这一时期，外戚封爵只限于后妃之父，军功一等公却可推恩子孙传承爵位，朝中大臣对二者的态度也各有特点，形成了一种微妙的平衡。雍正时期，对外戚封爵制度进行了变革。雍正元年，为生母仁寿皇太后追封爵位，将外戚封爵范围扩大到三代。在册封皇后费氏之父费扬古时，子孙只能承袭一等侯爵，看似降待遇实则有晋升空间。雍正四年，封皇后弟弟为一等侯，开创先例。雍正八年，提出爵位加“嘉号”，军功公爵加“忠勇”“武毅”等，外戚一等公则被赐予“承恩”二字，明确区分了二者待遇。乾隆朝，外戚恩宠先盛后衰。初期追封嫡母孝敬皇后的亲属，对外戚大肆封赏。但乾隆十三年孝贤皇后驾崩后，其父爵位承袭降为一等侯。乾隆二十年那拉皇后剪发事件后，引发对外戚爵位的讨论和改革，暂停新的外戚一等公封赏并考察现有承恩公家族。乾隆四十三年，宣布外戚所封承恩公一律改为三等公，世袭罔替。嘉庆、道光时期又有新的调整，嘉庆年间对外戚爵位承袭做出规定，道光时期对不同类型后妃之父的封爵进行细化。晚清时期，制度松动。同治年间慈禧太后掌权，其弟奕环被封一等承恩公还获“贝勒”待遇，侄子荣禄被封一等承恩公还任军机大臣。光绪、宣统时期，承恩公不仅爵位崇高，还掌实权，很多恢复一等公封号，原本的制度形同虚设。清朝的外戚封爵制度从建立到不断变革，最终随着清朝的覆灭成为历史。这些制度的变迁也反映了一个朝代的兴衰。
本文总结了清朝外戚承恩公与异姓一等公在不同时期的地位、待遇等情况，展现了清朝从康熙朝到晚清时期对外戚封爵制度的创立、变革、定型和松动的过程，揭示了这一制度的变迁与清朝兴衰之间的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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