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的：鲁迅对国民党的有力批判 纪念抗战胜利80周年：背后的故事

在抗日战争胜利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之际，澎湃新闻·私家历史与抗战文献数据平台合作推出“抗战回望”系列，重点介绍《十字街头》这份刊物。阐述其由鲁迅等编辑，在特殊历史时期诞生、发展以及被查禁的过程，展现鲁迅在该刊物上发表文章对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批判等重要意义。

今年正值抗日战争胜利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澎湃新闻·私家历史与抗战文献数据平台携手打造“抗战回望”系列。这个系列通过选取抗战期间的报纸、图书、日记等史料进行介绍，试图引领读者穿越回历史场景，去感受抗战时期中国军民的精神风貌和生活状态。《十字街头》，作为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机关刊物之一，有着特殊的地位。它由鲁迅等负责编辑，于1931年12月11日在上海创刊。刊物为四开新闻纸一张，报头是鲁迅亲自书写，在报头下方印有刊期、出版时间以及通讯处，但没有编辑者及出版者的明确标识。创刊初期，它是半月刊，不过从第三期开始就变更为旬刊了。然而好景不长，1932年1月5日第三期出版后，就被国民党反动派查禁。1930年3月2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在上海宣告成立，简称“左联”，鲁迅在其成立大会上发表演说，并且当选为常务委员。自此，左翼文学运动蓬勃兴起。但当时的国家处于白色恐怖的笼罩之下，对文化的管制也越发严格。当时的鲁迅，深感诸如一个月才出一本的《北斗》之类的期刊，难以满足斗争的需求。因为要迅速反映现实，让文章深入街头巷尾，与社会斗争以及广大劳动群众紧密结合起来，所以他和冯雪峰商议后决定出版一种小报，这样就能最迅速、最直接地发表自己对时局的看法。鲁迅带着一种急切的心情积极着手操办起来。诚如他自己后来所说：“现在是多么切迫的时候，作者的任务，是在对于有害的事物，立刻给以反响或抗争，是感应的神经，是攻守的手足。”终于，在1931年12月11日，在鲁迅的指导与积极参与下，由冯雪峰编辑的四开小报《十字街头》问世了。鲁迅觉得最初的半月刊刊期还是偏长，想进一步缩短，于是在出了两期之后，1932年1月出版的第3期上就标明为“旬刊”。可惜的是，仅仅发行了3期，由于国民党政府对其极度痛恨，最终还是被查禁了。鲁迅作为《十字街头》的主编，也是主要的撰稿人。他在1931年12月11日《十字街头》第1期发表了杂文《沉滓的泛起》、《知难行难》，诗歌《好东西歌》、《公民科歌》；1931年12月25日第2期，有杂文《“友邦惊诧”论》，诗歌《南京民谣》；1932年1月5日第3期，有杂文《“智识劳动者”万岁》、《水灾即“建国”》、《“非所计也”》，诗歌《“言辞争执”歌》，书信《关于小说题材的通信》。总计有杂文6篇，白话诗歌4篇，书信1篇，共11篇。为了迷惑敌人以便于进行持久战，鲁迅常常变换笔名，用过它音、阿二、明瑟、佩韦、白舌、遐观、L.S.等名字，有时候甚至干脆不署名。在《十字街头》这份刊物上，鲁迅发表的杂文和诗歌大多是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无情批判、犀利揭露和辛辣讽刺。他有力地揭露和抨击了国民党采取的对日不抵抗政策。1931年9月18日，日本帝国主义突然对沈阳发动袭击，国民党当局却命令“绝对抱不抵抗主义”，致使日军在短短两三个月内就占领了我国东北全境，民族危机愈发严重。随后，9月24日，全国人民掀起了抗日反蒋的爱国运动高潮。然而，一些无耻的政客、文人以及投机商人，却借着抗日的名义谋取私利。10月29日，鲁迅创作了《沉滓的泛起》，文中指出，在“国难声中”，由于广大人民的抗日怒潮冲击着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各种社会“沉滓”借“救国”之名趁机冒头。鲁迅举例揭露了国民党右派胡汉民的谬论、“民族主义文学家”的叫嚣，还有那些贴上抗日商标的药品和警犬等。鲁迅尖锐地指出“因为泛起的是沉滓，沉滓又究竟不过是沉滓，所以因此一泛，他们的本相到越加分明，而最后的运命，也还是仍旧沉下去”。12月17日，北平、上海、广州、南京等地的请愿学生在南京举行联合大示威，要求国民党政府出兵抗日，并且抗议逮捕、屠杀青年学生。但是反动军警却将学生视为仇敌，进行了残酷的镇压。在珍珠桥中央日报社门口，发生了学生被打死打伤的“珍珠桥惨案”。事件发生后的第三天，鲁迅听闻消息后，立刻挥笔写下了《“友邦惊诧”论》。文章以充足的事实和严密的逻辑，痛斥了所谓“友邦人士，莫名惊诧，长此以往，国将不国”的谬论；揭露了所谓“友邦”（即英、美帝国主义）“要我们人民深受宰割，寂然无声，略有‘越轨’便加屠戮”的本质；指出所谓“党国”，不过是“要我们遵从这‘友邦人士’的希望，否则，他就要通电各地军政当局，即予紧急处置……”的奴才政府。这篇杂文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战斗性，论证严谨，文笔流畅，对帝国主义各国的勾结以及国民党的倒行逆施进行了深刻剖析，可谓是义正辞严地呵斥怒骂。鲁迅还通过作品尖锐地讽刺和嘲弄了国民党的派系斗争以及反动军阀的奴化教育。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内部以蒋介石为首的宁派和以胡汉民、汪精卫为首的粤派为调解派系矛盾召开了一系列会议，像1931年10月下旬在上海召开的宁粤“和平”预备会；11月双方分别在南京、广州举行的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陈济棠排斥孙科及汪精卫在粤的势力，广东的胡汉民和孙科联合汪精卫，公开反对南京的蒋介石，国民党内部斗争激烈，四分五裂。在这个时候，鲁迅采用歌谣体创作白话诗歌，对这些现象进行了无情的揭露。这些政治讽刺诗风格尖锐泼辣，“形式又通俗易懂，顺口易记，可以普及到工农群众中去”。例如鲁迅创作的《好东西歌》，揭露了国民党派系之间相互倾轧争夺的丑态和卖国殃民的本质，讽刺他们彼此争吵、互相推诿罪责的行为：“你骂我来我骂你，说得自己蜜样甜… …相骂声中失土地，相骂声中捐铜钱，失了土地捐过钱，喊声骂声也寂然。… …大家都是好东西，终于聚首一堂来吸雪茄烟。”在这里直呼国民党要员为“好东西”，这不仅是用词轻蔑，而且是反语，实际意思是各派头目都不是好东西，而是卖国殃民的大坏蛋。当时任国民党湖南省政府主席、“追剿”军总司令的何键，在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提议：“中小课程应增设公民科，以保持民族固有道德而拯已溺之人心。”鲁迅针对此事创作了《公民科歌》一诗，讽刺反动军阀何键在湖南“捏刀管教育”，设立“公民科”，实行法西斯奴化教育的行径。可以说，鲁迅赋予了《十字街头》生命，而《十字街头》又使得鲁迅的文章和思想得以广泛传播。这就是《十字街头》应运而生的特殊之处，是那个时代赋予它的，也是鲁迅赋予它的特殊性——它是一份及时性、目的性、针对性、战斗性都极强的刊物。

《十字街头》这一刊物的创办背景、发展历程以及它的重要意义。在特殊的历史时期下，鲁迅等人为了适应斗争需求创办该刊物，鲁迅也在上面发表诸多作品批判国民党反动派。虽然该刊物仅发行三期就被查禁，但它体现了那个时代的文学战斗性，也见证了鲁迅等文人在抗战时期的积极抗争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