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围绕葛承雍教授对唐代国库制度的研究展开。先介绍唐代国库的基本情况，如位于长安皇城，由太府寺管理等，但研究其制度存在资料零散、文献记载匮乏的困难。葛承雍教授近40年关注此课题，其专著《大唐国库》从多方面系统阐述唐代国库相关内容。文章还通过对葛教授的专访，深入探讨了唐代国库的功能、组织管理特色、皇室花销、与地方库关系、对日本的影响等多方面内容，最后涉及从大唐国库视角看唐代历史的观感，以及葛教授选择该课题的初衷、对青年学者的建议等。
大唐王朝的国库坐落在首都长安的皇城之中，这个神秘之地由太府寺全权负责管理全国的财赋税收。那高高的皇城墙和宫墙就像一道屏障，把人们的视线无情地隔开，进出这里需要严格的鱼符公验审核。人们只能对着那紧闭的大门望而兴叹，唐诗里提到的“左藏院山水池”仿佛是一块遮羞布，挡住了大门内那神秘的库房建筑布局。每到暮昏时分，警戒鼓敲响的时候，高墙投下长长的暗影，给这里更增添了几分神秘色彩。在唐朝的政府管理体系里，太府寺下辖的左藏库可是掌管着全国赋税收入中的钱币、布帛、绢䌽等，这些都是所谓的“正库之物”呢。而右藏库则负责接收来自全国地方州县给中央的常年贡品与邦国宝货。按照国家大典《唐六典》的记载，左藏库的地位那可是相当显要的。管理左藏库的官员品级虽然在七品至九品之间，但他们手握“天下财赋”，权力可不小。朝廷官员都不能随便靠近这个四周有禁军守护的左藏库，就连皇帝想要支取帑藏开销，也得走专门的手续，从宫城的大盈库提取。国库的丰盈或者亏损可是一个国家兴盛衰败的重要标志，就像一个王朝经济走势的风向标。唐朝继承了隋朝的制度，在经历大乱之后，对仓廪、库藏格外重视，积极推动国库管理制度的法律化，留下了不少针对府库犯罪惩罚的意义非凡的条文。然而，要是想系统地探究唐代国库制度，那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首先，国库制度的相关资料零零散散地混在整个经济财政资料里，在浩如烟海的史籍中到处散落着，根本没有形成一个系统论述这种必要制度的内容。其次，关于唐代国库的文献记载实在是太少了，就算偶尔提到库藏，也只是只言片语，说得不清不楚。陕师大人文科学高等研究院特聘教授、西北大学中国文化研究中心特聘教授葛承雍，早在硕士阶段就开始关注这个题目了，到现在都快40年了。最近，他的专著《大唐国库》由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发行了。这本书从国家预算、会计审计、收支出纳、钱帛财物、府库调拨等多个方面，全面系统地阐述了唐代国库的机构、职能、制度和沿革。书中将文物与文献巧妙地结合起来，就像一位画家，为读者描绘出了一幅唐代国家财政经济的绚丽画卷。澎湃新闻·私家历史还专门对葛承雍教授进行了专访，和他聊了聊研究路径以及治学心得呢。葛承雍教授在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谈到，在社会科学研究领域，课题选择可比死读书重要多了。对于学人们来说，这是个关键问题。一篇论文或者一本书的价值不在于堆砌多少资料，创新才是关键。考古成果往往是新发现、新问题、新探索的先驱。出土文物就像一座宝库，为历史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和养分，也为历史学的发展开拓了前所未有的广阔舞台，这对历史学者来说可是难得的机遇。半个世纪以来，中国境内出土了不少唐代的金银器和陶瓷器，像何家村窖藏和法门寺地宫，这些可都是惊人的发现。在这些器物上有库藏进出的墨书记载，这可激发了葛承雍教授解读历史文献密码的兴趣。出土的银铤上有“五两、朝”“太北、朝”这样的字样，这就是进入太府寺下辖朝堂库的记录，要知道太府寺可是管理着中央国库的。“东市库”银饼则是商业税转交国库的有力证据。还有一些器物上刻着“大盈”“琼林”“内库”等文字，这就是开元时期皇家内库分为大盈、琼林两库的真实写照。文物虽然默默无言，但它却是接近历史真相的可靠证据。隋唐时期不断有文物出土，这给葛承雍教授选题带来了机遇意识。前辈学者强调交叉领域能够带来突破创新，而葛教授读书的西北大学位于汉唐故都，这里是文物珍宝发现最多、档次最高、保存最好的集中地区。学校的课程规定历史考古并重，葛教授从本科到研究生一直都是历史与考古兼顾，从发表第一篇论文开始就做到了文献与文物兼顾。他为了写本科毕业论文《重评高力士》，还骑自行车从西安到蒲城县唐玄宗泰陵前勘录新发现的高力士墓神道碑，文章发表后引起了不小的反响，因为他的思考具有颠覆性。几十年来，不断有人问葛承雍教授：你是学历史还是学考古的？其实他是将两者甚至三者结合起来了。2012年他在大学讲堂分享心得的时候，就提到了文物、史学、文学的互动，他总结为“考古的眼、史学的手、文学的心”，在回答提问时，他还总结说“考古发现是前沿，历史研究是基础，文学资料是补充”。现在很多高校把历史与考古、文献与文博分开设立学院，葛教授可不认同这种做法。他觉得这样学科划分得越来越细，却放弃了跨学科的借鉴，不利于锻炼学生的学术素养，就像画地为牢一样，对未来学术创新的发展是有弊端的。那么唐代国库有哪些功能呢？在葛承雍教授看来，国库可是维系王朝国家的基石，是国家财政储备进行汇总、出纳、保管的机关。在古代，这里是朝廷聚敛财富以及收缴贡品的储存与拨付的地方，整个国家的财富集中与分配都由国库来完成。唐代国库是保证中央统治集团正常运营和各级官府物资储备的地方，它既是集中赋税的“财政库”，又是收存各地交纳实物的库，还保管财物和货币金银的“发行库”，这和现代国库功能是不同的。比如说每年它要集中全国的交税与分配，还要制定财务预算，当社会出现动荡、经济衰败的时候，就要派出专使分赴各地督促解决财源枯萎的状况。唐代国库组织严密，太府寺负责全国赋税和中央俸禄发放，特别是边疆军队经费开支很大，所以选拔官员对素质要求很高，不仅要明白律令格式，还得会计算出纳。像唐代著名的理财家刘晏，他手下几百人的财臣都是一时之才，在全国形成了一个直接管理的国库网络，西北的度支巡院、东南的盐铁转运巡院都是为了避免官员脱离实际而设立的有效机构。唐代在管理国库方面也有自己的特色，“库藏出纳，皆行文榜”，这得由皇帝和中书省批答。在京城长安分设户部统计、度支会计、金部核计、比部勾检等部门，特别是审计的“比部”隶属于刑部，独立于财政部门之外，“比”就是审核、勾稽的意思，这个部门掌握着全国各个领域的审计大权，比部审计在终唐一代都是保证国库正常运转的得力机构，其制度化、法律化的管理水平在《唐六典》等文献中都有记录保留。要知道我们国家在改革开放后才设立独立的审计署，所以唐代在千年前刑部就设立审计的比部，到现在对警醒世人以及管理借鉴都有着不过时的意义。在研究中，能不能估算出李唐皇室的花销情况呢？葛承雍教授表示，盛唐之前，为了防止朝廷皇室随意花钱，国家专门把中央国库左藏、右藏和供皇室使用的内库分开了。内库又叫内藏、禁藏、天子私库等，由宦官管理。实际上内库没有独立收入，属于国库系统里专门为宫廷皇室需求拨款的专库。唐玄宗开元时期，唐代内库已经形成了一套组织严密的管理制度，这是前代各朝都没有的。内库分设大盈库和琼林库，大盈库收纳钱帛锦绫，琼林库收纳金银珠宝。随着开元盛世的到来，近百年的连续积累，内库不仅财货急剧增加，而且结算盈余超前。号称太平天子的唐玄宗李隆基带头炫富，花钱如流水，赏赐后宫和百官没有节制，还经常带领百官参观左藏库，随意赐予珍宝。宫廷里设有“口味库”，皇亲贵族互相攀比着给玄宗“进食”，宦官姚思艺担任检校进食使，水陆珍馐就有数千盘，一盘的花费相当于中等人家十家的财产。在陕西历史博物馆、河南省博物馆等博物馆的展厅里，能看到展出的“进奉税银铤”“岭南道税银五十两官秤”等物品，观众可能不太清楚这是什么东西，其实这就是唐代国库正税租庸调与两税法的收入。当时绢钱作为货币通用，但是为了运输和贮藏方便，就把租庸调折纳为“轻货”，何家村出土银饼上刻字清楚显示岭南道县令将庸调折变为银，冶铸成饼后上交京师中央国库，洛阳唐宫城遗址出土刻有杨国忠进奉的银铤，这些都是为了填充国库储蓄。开元天宝时期，朝廷权臣为了显示国库丰盈，把全国租赋都变换成金银“轻货”，入库后供皇帝挥霍。史书记载唐玄宗“以国用丰衍，故视金帛如粪壤，赏赐贵宠之家，无有限极”。被称为奸相的李林甫一次被赏赐全国一年的收入，杨贵妃家族一年的消费高达超过全国军费，仅脂粉钱一人就用千贯。掌管国库的杨国忠更是被称为“聚敛能手”，家里的奇珍异宝不计其数。到了唐玄宗后期，全国贫富差距之大让人瞠目结舌，杜甫从长安回到奉先家中时，自己的小儿子已经被饿死，悲愤之下他写下了“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千古名句。唐代中央国库和地方正库以及其他专库之间有着怎样的关系呢？葛承雍教授对唐代国库系统按照正库与专库制度做了全面的梳理。除了中央的左藏库、右藏库，他也对各州县的地方正库进行了梳理。如果说中央国库保证着整个国家机构的运行，那么地方官库就形成了以中央国库为中心向外辐射的库藏网络。按照全国州县的大小、地位轻重、赋税多少等因素确定统计上报收支、划分留解比例。国家这么大，开元时期有州郡321个，县1538个，要及时准确地收支赋税可不是一件轻松的事，这也反映了唐代国库制度的完备和发达。至于专门储备钱物的专库，这更是管理细化的表现。像用于军费的军资库，备边的延资库，工匠纳资的少府监库，籴粮的和籴库，平准的常平库，补贴俸禄的青苗钱库，支出官俸的公廨钱库，内府的宣徽库，还有九成宫库、维城库、神策库等等。当国库财物匮乏的时候，这些专库就发挥着救急补救的作用，中唐之后也成了各级官吏敛财的聚宝盆。中唐藩镇与长安朝廷对抗的时候，往往把抢掠争夺各种库藏作为目标，这可是占据财富扩大地盘的最快手段。唐代国库制度对日本有哪些影响呢？日本五世纪到六世纪时期，朝堂里的“斋藏”还是很简陋的财物组织。七世纪三四十年代，留学生、学问僧陆续回国，他们积极学习“法式备定，大唐国者”，引进了唐朝国库制度，“大起仓库，积聚民财”。天宝十一载（752年），遣唐大使藤原清河到长安拜见皇帝，唐玄宗让秘书监阿倍仲麻吕（晁衡）引导日本使团参观考察左藏库，这是日本遣唐使学习唐代国库一个最重要、最珍贵的记载，当时可是很难得的机会和很高的荣誉，还特命把日本使团成员画像藏入库藏中。遣唐副使吉备真备回国后上奏天皇介绍了这一过程，日本天平神护二年（唐代宗大历元年766年）大藏省仓库失火被烧后，重建国家库藏就是由吉备真备负责营构的，可见其影响之大。今天我们去日本奈良东大寺看正仓院皇家国宝，就知道这是学习仿照唐朝国库模式留下来的。唐国库制度对日本的影响，一是建立了以大藏省、民部省为中枢的组织机构，二是确立了赋税收纳的律令格式，三是大内库和内藏寮的保管制度，四是库藏的律令以及度量衡制度。虽然日本没有完全照搬唐朝库藏模式，但毫无疑问是全盘唐化的产物。从大唐国库的视角来观察唐代历史，会有怎样的观感呢？唐朝虽然是中国古代社会发展的高峰，但是“高度发展”只有150多年，安史之乱后就开始走下坡路，直至衰落。唐后期国库屡遭战乱，管理也濒临崩溃，支撑一个大国运营的经济基础和财政命脉破碎了。不论是历史的轮回还是历史的宿命，中国不少王朝的灭亡，从国库到财政的根子上就决定了，这就是没有建立起科学稳定的国库收支管理制度。封建专制的朝廷靠暴力政权强行收缴赋税，不仅交税名目花样繁多，而且贪污腐败、中饱私囊和挥霍浪费现象层出不穷。安史之乱后每遇财政危机国库无钱时，只能强夺民众财产填充国库，税目繁多，甚至以借款名义敲诈胡商，最后失去国家信誉和民心。中晚唐藩镇军阀混战，边疆外来民族战争不断侵入，各方都使国库入不敷出，这是我们必须吸取的教训和总结的经验。1983年，葛承雍教授考上西北大学中国古代史专业研究生，当时正是学界流行“史学危机”的时候，全社会都被经济大潮席卷，历史学特别是古代史正处于被冷落的境地，愿意从事这个领域的人不多。西北大学作为全国重点大学，当时还没有中国古代史的博士点，那时候一届研究生数量很少，理工科加文科总共才三十多个。葛承雍教授选题的时候就想，应该用实证成果为社会服务。就像前辈学者说的，任何一个专题研究如果不能对现实产生一定的借鉴作用，它的存在价值显然是难以评估的。中国古代史这块领域已经被前人耕耘了上百年，所剩的空白不多了，经济史、财政史也屡屡被涉及，民国时期研究食货志的前贤们写了一些文章，有提到仓廪的但是没有库藏的，这无疑是个空白领域。他想要做前人没做过的课题，提炼总结祖国留下的宝贵遗产，扭转史学界受到的一些负面影响，这就是他最初的想法。他之所以能持久关注这个课题，除了考古文物不断被发现之外，还因为这么多年来学术界似乎很少关心国库的研究。唐以后宋元明的史料很多，可惜没有专门细致研究这个领域的专著面世。毕竟他赞成历史与现实接轨，有针对现实的意义，既为当今所用又为后世续航，否则耗费那么多人的才华去钻故纸堆又能解决什么问题呢？中国在构建现代财政体制的过程中，若想跳出历史周期率的影响，吸取古代埋下的病根教训，就必须实质性地推进现代财政制度的深层次改革，接受现代文明制度的约束，构建作为国家治理基础和重要支柱的国库体系，以此促进中国现代社会转型的完成。青年学者们面对目前学术界浮躁急于出新的风气，又有考评申报课题的巨大压力，想要走出一条突破重围的道路确实不容易探索。但是几十年过去了，社会进步变化很大，葛承雍教授研究唐代国库的时候还没有计算机和信息网络，只能查阅一本本历史文献，四处到考古单位求人看文物，毕业论文手写抄本就用了三个月，这在今天用电脑写作的时代简直不可想象。要唤醒历史深处的记忆，除了从“常识”到“通识”寻找学术机遇，更重要的是通过文物与文献紧密契合，敢于啃难题、存干货又不失去底线，以小见大，对接世界，不放弃微观史，也不能忽视宏观史。每一本新著出版都是学者献给学界的最高礼节，葛承雍教授今年已经七十岁了，学人生涯所剩不多，但他期望懂外语、会电脑、见过世面的年轻学者，能够还原修复有价值的文化遗产，采用多元的视野看到更为立体的历史面貌，将中国的学术成果真正推向世界性的平台。
本文总结了唐代国库的多方面内容，包括其管理机构、功能、收支管理特色、与皇室花销的关系、与地方库的联系以及对日本的影响等。同时讲述了葛承雍教授对唐代国库近40年的研究历程、他的研究理念、专著内容，还探讨了从大唐国库看唐代历史兴衰的启示以及葛教授对青年学者的建议等，全方位地呈现了唐代国库相关研究成果及其背后的学术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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