潮人郭丰民在外交工作中的经历,尤其是他在香港回归相关事务中的重要贡献。包括他在中英联合联络小组的工作、应对英方的不合理举措,以及他在香港各界的影响力等,还讲述了他早期的成长经历、求学过程以及在其他外交岗位上的工作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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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7月1日,这是一个意义非凡的日子,香港的上空降下了英国的米字旗,同时五星红旗冉冉升起,香港就此回归祖国的怀抱,长达百年的英国殖民地的民族耻辱终于画上了句号。
为推动香港的繁荣稳定,保障政权顺利交接,在1990年3月,当时担任外交部港澳办公室主任的潮人郭丰民被派往香港。他在香港出任中英联合联络小组中方首席代表这一重要职位。在这个岗位上,他领导中方成员开展了众多重要工作。例如,积极安排1997年后香港特别行政区在经贸、文化领域与一些国际组织的关系;妥善处理香港实施的法律本地化问题;认真讨论并解决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港部队的用地问题;仔细研讨香港新机场的财务安排问题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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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1992年的时候,英国政府违背了中英两国之前已经达成的协议,单方面提出了所谓的香港政治体制改革方案,妄图将英国设计的政治体制强加到特别行政区。而且,对于一些本应交给联合联络小组审议的问题,英方也不再积极与中方合作。
这样一来,联合联络小组的工作面临诸多困难。在这种艰难的形势下,郭丰民依据我国政府的指示,在联合联络小组内与英方展开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并且取得了积极的成果。
郭丰民在香港工作了四年多的时间。他的外交风度和卓越才能,得到了香港众多人士的欣赏。1994年11月,他离开香港回到北京退休。在结束联合联络小组的使命之前,1994年10月24日,郭丰民在香港中华总商会为他举办的饯别宴会上发表了演讲。在演讲中,他以摆事实、讲道理的方式阐述了中国政府遵守协议、促进香港繁荣稳定、确保政权顺利交接、维护香港居民长远利益的原则立场。这一演讲在香港各界广受好评,不同政治倾向的报纸都进行了详细报道,不少报刊还全文刊登。
郭丰民退休之后,仍然留在外交部港澳事务办公室担任顾问,并且担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委员。在1997年6月30日至7月1日期间,他参加了午夜在香港举行的政权交接仪式。他感慨地说,能够亲身参与洗雪百年民族耻辱的世纪盛典,这对一名中国外交官而言,是无上的荣幸。
郭丰民于1930年5月出生在上海,出生后不久就跟随父母回到原籍潮阳铜钵盂居住。五岁时又离开潮阳,再次回到上海。1942年从上海光华大学附属小学毕业后,他先后在圣芳济中学、大同中学就读,后来进入德国人在上海创办的华德中学。1945年抗战胜利后,华德中学被同济大学接收,成为其附属中学。郭丰民从同济附中毕业后,进入了同济大学法学院。
最早让郭丰民接触到进步思想的是他的五兄郭丰山(后来改名为林若夫,郭丰山在上海念书时就与地下党有联系,在1944年离开上海前往苏北参加了新四军,后来担任南京军区政治部主任)。在郭丰山的影响下,郭丰民阅读了不少进步的文艺作品。他还在上海基督教青年会参加了地下党领导的助学救济工作,并且参与了“反饥饿、反内战”运动,在1948年2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
上海解放后,党组织决定抽调一批学外文的同志参与外事工作。由于郭丰民的德语比较好,所以他被调到了北京。他先后在华北人民革命大学和北京外国语学院进行短期的学习和工作,1950年被调入外交部,随后就被派驻到瑞士使馆工作。从1950年到1960年底,他在瑞士整整工作了十年。
当时,我国尚未与英、法、西德等国家建立外交关系,驻瑞士使馆是我国在西欧地区唯一的使馆,所以实际上承担着超出瑞士一国范围的工作任务。在这十年间,郭丰民一直在使馆的研究室从事研究西欧各国外交政策的工作。在此期间,他除了提高德语和英语水平之外,还学习了法语,这为他日后的工作创造了更为有利的条件。
1959年,他回国休假。按照当时外交部的规定,回国休假的干部都要到农村去短期体验生活,郭丰民到北京郊区劳动了两个星期。回到使馆后,他对当时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农村食堂发表了一些看法,没想到在随后的反右倾运动中就遭到了批判。
1960年,他被调回国,下放到涿县农村劳动了一年。1962年,郭丰民被分配到外交部西欧司工作。1966年春被派去江苏南通参加“四清”。年底回到外交部后,继续在西欧司工作,但不久就被边缘化了。1969年被送到湖南“五七”干校。他在“五七”干校劳动了大概四年。如果把他参加革命后历次下放和到农村劳动的时间累计起来,他总共在农村度过了六年多的时光。他常常说这也是有好处的。
在湖南“五七”干校期间,他反复阅读了好几遍《反杜林论》,还阅读了列宁关于黑格尔逻辑学的笔记等著作,收获颇丰。尼克松第一次访问北京后,外交部决定重建在“文化大革命”中停办的国际问题研究所。1973年郭丰民被调回北京,接着在研究所工作了十年之久,先后担任西欧研究室副主任、主任。1979年被评为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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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研究所工作期间,他还有一段非常有意义的经历。1980年,郭丰民作为客座学者前往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工作了将近一年。他是在这个著名国际研究机构工作的第一位中国学者。这段经历对拓宽他研究国际问题的思路大有裨益。从伦敦回来后,郭丰民撰写了一篇题为《西欧国家外交政策的基本思想》的论文,发表在《国际问题研究》季刊(1981年第2期)上。《北京周报》接着以英、法、德等多种文字发表了这篇论文的详细摘要。
这篇论文引起了国内外相关研究工作者的重视。不少欧美学者引用该文,认为该文提出了一些新的观点和看法,既表明中国对西欧国家外交政策的认识更加深入、更加符合实际,也反映出中国更加重视西欧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和作用,体现了希望与西欧进一步发展关系的政策动向。1981年,郭丰民被任命为国际问题研究所副所长。
两年之后的1983年,外交部决定将他调回本部工作,担任西欧司司长。1985年,他又被任命为驻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大使。
改革开放政策为我国对外关系带来了新的局面,我国与西欧国家的关系也取得了重大发展。上世纪80年代中期正值中德两国关系顺利发展的时期。两国领导人多次互访,双方的经济关系和科技合作达到了新的水平。
在担任驻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大使的三年期间,郭丰民为推动两国关系的发展做了大量工作。在此期间,他在德国的商会、学校、文化团体、研究机构等各种场合发表了几十次演讲,介绍我国的情况和改革开放政策,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他流利而文雅的德语更是受到德国各界人士的高度赞扬。
1988年郭丰民回国担任外交部港澳办主任。1990年出任中英联合联络小组中方首席代表直至1994年退休。他的辉煌业绩,充分展现了潮人的风采。
本文详细叙述了郭丰民的一生,重点阐述了他在香港回归相关事务中的外交贡献。从他在中英联合联络小组应对英方的挑战,到在香港各界发挥积极影响力,同时也涵盖了他早期的成长、求学以及在其他外交岗位的工作成果。他的一生是外交生涯的一个缩影,他的经历体现了他的外交智慧和爱国情怀,也展现了潮人的独特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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