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解析“剑桥世界戏剧史译丛”背后的故事

本文通过“新书问答”栏目的形式，聚焦于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剑桥世界戏剧史译丛”，对参与该译丛相关的三位专家学者进行专访，从译丛在国际上的学术地位、编纂特点、对文明交流互鉴的作用以及未来戏剧艺术发展方向等多方面展开探讨。

在当今这个信息泛滥如同潮水一般汹涌的时代，深度阅读以及书籍的重要性并没有因为时代的变迁而被削弱，反而日益凸显其重要价值。我们满怀着对新知识的好奇与深深的热爱之情，特别开设了名为“新书问答”的栏目。这个栏目的宗旨在于精心挑选人文社科类的优秀新作，并且以问答这种互动性很强的形式，在读者、作者以及编者之间构建起一座能够进行沟通对话的桥梁，让那些蕴含在书页之中的思想光辉得以散发出来，照亮大家的精神世界。——这就是我们这个栏目的开栏之语。就在不久之前，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剑桥世界戏剧史译丛”（以下简称为“译丛”）。这部译丛内容十分详尽、全面，它从各国戏剧的起源开始讲述，涵盖了戏剧发展过程中的各个重要阶段、知名的剧作家、演员以及相关机构等方面的内容，还结合不同的时代背景对戏剧文化进行解读，阐述不同国家和地域的戏剧之间的交流与相互影响。可以说，这是一本非常有益于读者了解世界戏剧发展历程的书籍。围绕着这部译丛的相关话题，我们专门对三位专家学者进行了独家专访。这三位专家学者分别是：主持人张鹏禹、魏小雯；受访者有“译丛”主编、中国艺术研究院科研管理处处长陈曦，中央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彭涛，商务印书馆大众文化编辑室主任余节弘。首先，我们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译丛”是国内首次大规模引进世界戏剧史研究成果而出版的一套丛书，那么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剑桥世界戏剧史》在国际上的学术地位和影响力究竟如何呢？又为什么要花费这么大的力气来引进这套书呢？余节弘回答道，剑桥大学出版社可是有着将近500年的悠久历史，它一直以严谨的学术态度和高质量的学术出版而闻名于世，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积累了非常深厚的品牌信誉。“译丛”是由专业的戏剧史学家以及一流的戏剧学者精心打造的戏剧史精品之作。它的出版并不是仓促行事，而是成熟一本推出一本，前后历经了20多年的时间。它的每一部作品在戏剧学术领域都具有开创性意义，能够比较全面地勾勒出相关国家和地区的戏剧发展历史，同时还深入地分析了戏剧背后的社会、文化和政治背景。例如，英国卷不仅仅追溯了英国戏剧的演变历程，还包含了剧本、舞台、导演、文化交流等丰富的内容；日本卷深入探索了日本戏剧那丰富而又复杂的世界，像能剧、歌舞伎和文乐木偶剧等都有所涉及，并且阐述了它们对世界各地当代戏剧的影响。编者们努力克服地域局限，尽可能以客观和正面的视角来描述世界各地戏剧的发展情况。“译丛”的问世可以说是中国世界戏剧史研究方面的一项奠基性成果，它不仅为学者和研究人员提供了非常宝贵的研究资料，对于那些戏剧史爱好者来说，也是一本很好的参考书。陈曦也表示，这套“译丛”是中国艺术研究院规划的院级科研项目成果。中国艺术研究院一直都非常重视学术交流，在很多研究所都有专门从事外国艺术理论译介工作的前辈学者，像“外国文艺理论研究资料丛书”、《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全集》、《东欧戏剧史》等都是具有代表性的成果。在新一代的中青年学者当中，也有不少人致力于寻求与西方学术经典“接轨”，时常有译作问世。在2019年的时候，艺研院打算将一批既有专业背景，又具备较强学术翻译能力的本院学者组织起来，以集体项目的方式开展“当代西方表演艺术史论系列译丛”工作，目的是为了弥补国内学界在戏剧、音乐、舞蹈等艺术门类对外国理论和前沿动态研究方面的不足。而“译丛”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诞生的。接着，我们又问道：《剑桥世界戏剧史》以及“译丛”的编纂有哪些特点呢？又进行了哪些创新呢？彭涛说，“译丛”涵盖了英国、美国、德国、意大利、西班牙、俄国、爱尔兰、日本、非洲、斯堪的纳维亚这10个国家和地区的戏剧史，总共是14卷，其中英、美各为3卷，主要是以区域国别来进行划分的。这套戏剧史的写作基本上采用的是集体创作的方式（除了斯堪的纳维亚、爱尔兰戏剧史以外）。正如《剑桥俄国戏剧史》的主编罗伯特·利奇所说的那样，“本书所提供的并非某种新共识，作者和编者未必在所有问题上都持有相同观点”，每位作者都有自己独立的思考和表达方式，所以这套书别具一格。在这套书中，戏剧（Theatre）是贯穿整套书的核心概念，而戏剧文本创作（Drama）是其中主要的但并非唯一的构成要素。《剑桥英国戏剧史》的主编之一彼得·汤姆森认为：“一个国家的戏剧必然是某一时代主流价值观的重要体现——甚至在对这种价值观持抵制态度时依然如此。”这是一种大家都认同的认识，各位作者在写作的时候，坚持用“探照灯而非泛光灯”去照亮历史，并不局限于戏剧文本本身，而是通向更广阔的社会文化思潮。这套戏剧史还囊括了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各国家和地区最前沿的当代戏剧发展概况，其中一些观点和资料都非常新颖，可以说是一套资料翔实、具有学术创见的世界戏剧史著作。余节弘补充道，《剑桥美国戏剧史》的主编在前言中提到，丛书的编写过程充分关注了文艺评论、文化分析和表演理论方面的研究动态。同时，本书在写法上力求通俗易懂。为了能够清晰地追踪戏剧的发展脉络，梳理戏剧与历史、文化事件之间的关系，一些卷还专门制作了大事年表，这为学术研究提供了基础资料。此外，编者还尽可能地收集考古文献资料和最新的研究成果，由此引出了各种各样的话题，比如对古罗马时期剧场石块垒建的研究，目的是重现那个时期的戏剧演出方式；又比如剧本和广告的印刷方式与戏剧传播的关系，这些内容都是大众读者能够理解和接受的。然后，我们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在这套“译丛”中，每本都提到了戏剧在不同文明、文化间的交流和相互影响。那么如何才能更好地发挥戏剧在促进文明交流互鉴方面的作用呢？彭涛表示，跨文化戏剧是近年来的学术热点现象。所谓跨文化戏剧，就是利用、融合其他文化的观念、手法的戏剧实践。最引人瞩目的现象就是彼得·布鲁克、姆努什金、勒帕施、泰莫等西方导演对古老亚洲戏剧传统的借鉴、使用。日本戏剧研究专家乔纳·萨尔兹指出：“引人注目的跨文化表演之道路不一定是笔直的，也不一定是可预测的，从描述跨文化表演所使用的语言之混乱就可以见到这一点。跨文化戏剧的相互影响被描述为杂交和混血、熔炉和炖菜、裂变和融合物、在源文化和目标文化之间筛选的沙漏瓶，以及十字路口。”乔纳·萨尔兹对跨文化戏剧表面繁荣、“硕果累累”的现象进行了批评，我们要警惕跨文化戏剧对不同文化浅表性的拼贴和移植。更进一步，中国学者沈林在《刺目的盲点：再议“跨文化戏剧”》中说：“凭什么一提跨文化交流就非得是融汇中西？凭什么一提西方就非得英美？我国作为人类最古老文明之一，与世界其他古老文明的传人本该息息相通。”沈林反对忽略欧美以外其他国家的戏剧，认为“不要闭口不谈波斯、天竺”，并继而提及几乎被忘却的“英特纳雄耐尔戏剧”(International Theatre)。在他看来，中国戏剧史证明，我们一直在不断借鉴着外来文化的养分，我们的视野，不仅要看向欧洲和西方，更要看向世界，“译丛”国别的多元性有助于拓展我们的眼光。陈曦认为，王国维先生在《宋元戏曲史》开篇就说“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这里的“文学”显然更为广义，涵盖了我们所说的艺术，戏剧自然也在其列。随着数字信息时代的到来，娱乐多元化以及重视即时性、现场性、交互感的审美体验需求逐渐成为主流，加之戏剧与生俱来的自然属性可以超越语言的差异和文化的隔阂，在更广泛的意义上实现人类情感的共通，戏剧在促进文明交流互鉴方面大有可为。作为一种高度综合性的舞台艺术，如果我们的戏剧能够将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理解恰当表达出来，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让世界更多了解、理解中国这一文明古国以及生活在这片热土上的人民的生活与情感，无疑会在跨文化交流和对话中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最后，我们问道：鉴往知来，您认为未来戏剧艺术会朝哪些方向发展呢？陈曦说，经典作品的本土化再创作仍是全球化背景下戏剧发展的必然趋势。远的不说，就拿大家对波兰戏剧导演陆帕《酗酒者莫非》《狂人日记》排演的探讨和思考来说，到现在还在持续，最近又开始了国内戏剧学者对契诃夫《海鸥》多版本演绎的热议。2024年乌镇戏剧节开幕大戏《我们走吧》，是波兰导演瓦里科夫斯基对以色列剧作家汉诺赫·列文《旅人》的改编，还有铃木忠志改编自欧里庇得斯原著的《酒神狄俄尼索斯》等，这些都很能说明问题。但正所谓“太阳底下无新事”，再复杂的事情，如果能抓住核心和关键，就仿佛攥住了打开宝库的钥匙，一样有抵达目标的可能。他认为，不论古今中西，破解经典作品本土化改编成功之作少这一难题的钥匙就在于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不管对经典作品如何解构重构，不管借助何种艺术手段，都不能丢失经典作品中表达人类共通情思的精神内核。彭涛则表示，他赞同日本戏剧家蜷川幸雄的观点，“现在不被认可的戏剧将来会成为戏剧。这类戏剧已经可以初见端倪：角色通过屏幕投影虚拟地存在，但也可以通过更复杂的界面，如智能手机屏幕。”蜷川幸雄认为，过去的戏剧形态仍然会存续，戏剧会在“鲜活的身体”的戏剧和“媒介的戏剧”这两级之间分化。戏剧当然拥有未来，它“仍将是批评的艺术，是乌托邦的艺术，是审视这个世界和想象其他世界的最有效的模式”。在他看来，未来的戏剧无论在形式上如何变化，它一定是现场体验性的，是关于人、关于个体与共同体关系的艺术。

本文通过对“剑桥世界戏剧史译丛”相关专家的专访，从多个角度对译丛进行了深入探讨，包括其国际学术地位、编纂特色、对文明交流互鉴的意义以及对未来戏剧发展方向的展望等，让读者对“译丛”以及戏剧相关的诸多问题有了全面而深入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