吐鲁番：文物见证多民族交融与文化交流

吐鲁番丰富的文物资源及其背后所蕴含的重要意义。包括馆藏文书类文物众多，是研究古代西域生活的宝贵资料；吐鲁番墓葬中的伏羲女娲像反映了民族交融中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当地多民族聚居交往的历史；以及吐鲁番见证东西方文化交流互鉴的各种考古发现等。

吐鲁番，这座古丝绸之路上的历史名城，宛如一座文化的宝库。在吐鲁番博物馆里，馆藏着4000余件文书类文物，而近几年当地又出土了多达1.5万余件文书类文物。这些文书内容丰富得如同一个庞大的知识海洋，涵盖了众多方面，简直就是研究和了解古代西域地区人民真实生活状况的珍贵宝藏。

在吐鲁番的墓葬之中，有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那就是大量发现“入乡随俗”的伏羲女娲像。伏羲女娲可是中华文明中的人文始祖，在中原地区，墓葬中放置人首蛇身的伏羲女娲像曾是丧葬习俗。而在这里，有的伏羲女娲像是深目高鼻、络腮卷须的胡人形象，有的则是中原汉族长相。这一现象充分反映出，生活在吐鲁番盆地的各族人民在相互交往、交流、交融的过程中，逐渐产生了对中华文化深深的认同。

吐鲁番，就像古丝绸之路上一颗璀璨无比的“明珠”。它的意义可不仅仅局限于当地，相关的考古发现对整个考古界的贡献和影响都是具有世界意义的。从古老的长安出发，沿着河西走廊前行，穿过那数百里茫茫的沙漠之后，吐鲁番就会出现在眼前。这里曾是东汉西域长史府、唐安西都护府的治所。在这片土地上，曾经流行过7种宗教，使用过十余种文字、20多种语言，真可谓是一个能让人触摸到古代新疆地区真实风貌的“露天博物馆”。

由于吐鲁番干燥少雨的气候，这里的1491处不可移动文物遗址，以及大量出土的文书、墓志、纺织品、皮制品等珍贵文物都被完整地保存了下来。这些文物就像是历史的无声讲述者，见证着中国历代中央政权治理新疆的往昔岁月，也见证着东西方文化相互交流、借鉴的精彩篇章。

说起吐鲁番，很多人都会想到那首脍炙人口的歌曲“吐鲁番的葡萄熟了，阿娜尔罕的心儿醉了……”，吐鲁番的葡萄也因此名扬四海。其实，早在约1600年前的十六国时期，生活在吐鲁番盆地的先民们就已经开始种植葡萄并且酿制葡萄酒了。在吐鲁番阿斯塔那古墓群M408墓室里，有一幅名为《庄园生活图》的壁画，就生动地展示了这一事实。壁画用墨线勾勒出三棵画满小圆点和波浪状线条的果树，旁边标识着“蒲陶”二字，在左侧还详细地绘制了葡萄榨汁、过滤、煮沸、蒸馏、装罐的全过程。吐鲁番学研究院的专家介绍说：“这幅壁画的内容、形式、技法、风格与河西乃至中原相似度极高。”在公元327年，前凉在吐鲁番首设高昌郡，从此郡县制度开始在新疆推行，这里也逐渐形成了与中原地区相同的审美和生活方式。到了公元460年，以汉人为主体居民的地方政权高昌国在吐鲁番建立。

公元640年，唐朝政府在吐鲁番设置西州，并且设立了西域最高军政机构——安西都护府。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会长荣新江表示，一系列唐制的推行，使得西州既保留了边疆的特色，又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与唐朝内地各州县没有太大的差异。在吐鲁番博物馆中，唐代12岁少年卜天寿抄写的《论语郑玄注》格外引人关注。北宋时，郑注《论语》就已经失传了，直到20世纪初才在吐鲁番和敦煌两地发现了若干断片，而吐鲁番博物馆保存的是其中较为完整的抄本。除了《论语郑玄注》之外，卜天寿还抄写了一些打油诗，其中有一首写道：“他道侧书易，我道侧书（难），侧书还侧读，还须侧眼（看）。”无独有偶，在甘肃敦煌藏经洞中发现的唐五代时期在我国西北地区广为流传的《开蒙要训》，一名学郎题记写道：“闻道侧书难，侧书实在难，侧书还侧立，还须侧立看。”这两位距今千年前的学郎跨越时空的“一唱一和”，充满了趣味，也体现出中原与西域在文化教育上的相互影响。

历史上，吐鲁番盆地是多民族聚居的地方。在高昌国时期，这里至少有中原谪发的戍卒后代、河西来的汉族大姓世家以及中亚经商来此留居的粟特人等。在吐鲁番博物馆的展厅内，有两幅并排悬置的伏羲女娲像特别引人注目：其中一幅，伏羲女娲为深目高鼻、络腮卷须的胡人形象，另一幅则是中原汉族长相。吐鲁番学研究院副院长陈爱峰介绍说，这反映出各民族在交往交流交融中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吐鲁番博物馆内，立着一座用汉字和回鹘文书写的《亦都护高昌王世勋碑》复制品，讲述了八代回鹘亦都护由高昌入仕元朝政府的事迹。公元1275年，西北诸王叛乱势力向元世祖忽必烈进攻，高昌城被围城6个月，亦都护高昌王火赤哈儿昂然道：“吾闻忠臣不事二主，且吾生以此城为家，死以此城为墓，终不能尔从。”后来战败身亡。忽必烈感念回鹘亦都护的义举，把甘肃武威西北的永昌作为封地，安置回鹘亦都护家族及其流亡的臣民。从此高昌王室便在永昌扎根，后代还与蒙古王室通婚。

粟特人的故乡在今天的中亚地区撒马尔罕一带，他们长期在古丝路沿线进行国际间贸易，来到中国后，受中原姓氏文化影响，常以本国名作为姓，比如康、安、曹等。他们中的一些人留居下来成为当地居民，有的还入职为官。高昌国内就居住着不少曹姓和康姓的粟特人。吐鲁番交河故城沟西墓地出土的《唐龙朔二年（662）康延愿墓志》表明，墓主为康姓粟特人，曾是西州军事将领，出土墓志强调“其先出自中华，迁播届于交河之郡也”。这就说明墓主已经将中华认同为自己的祖籍，将中华文化认同为自己的文化之根。

在吐鲁番市葡萄沟以西的一座丘岗上，坐落着入选“2023年中国考古新发现”的西旁景教寺院遗址，这是国内目前发现规模最大、出土文物最丰富且时间跨度较长的景教遗址，其年代为唐代至元代。景教是基督教的一个支派，于唐代初年传入中国，遗址中出土了用汉文、叙利亚文、回鹘文、粟特文书写的一批重要文书，以及北宋漆碗、“熙宁元宝”钱币、玉雕十字架等重要文物，还发现了同一纸张正反面分别书写汉文佛经与叙利亚文景教文献的情况。吐鲁番学研究院考古研究所负责人王龙说：“这些考古发现反映出景教曾在吐鲁番流行，与佛教、道教、摩尼教呈现出多元文化共存、多种文明交流互鉴的景象。”

吐鲁番学研究院副院长陈爱峰介绍，目前考古发现吐鲁番曾流传过萨满教、祆教、佛教、道教、摩尼教、景教、伊斯兰教等宗教，其中有14处佛教石窟寺遗址，约400座洞窟，宗教考古遗迹富集，是新疆宗教文化的“样本库”。吐鲁番市鄯善县的吐峪沟石窟是著名佛教石窟，吐峪沟66窟主室门道墙壁上，绘有一位衣着华丽的天神图像，其身后还绘有一只匍匐于地、双目圆睁的犬类动物。经过对比研究，专家确定这是祆教神祇。祆教又名琐罗亚斯德教，曾是古波斯帝国的国教，流行于西亚和中亚地区。祆教神祇在佛教洞窟中出现，表明不同宗教在流传过程中的不断融合与彼此吸纳。

本文总结了吐鲁番在历史文化方面的重要意义。从文书类文物反映古代西域生活，到民族交往交融中体现出的文化认同，再到东西方文化交流互鉴的众多考古发现，吐鲁番就像一个历史文化的大熔炉，融合了多民族、多宗教、多文化的元素，这些元素见证了古代吐鲁番的辉煌历史，也体现出其在世界考古文化领域的重要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