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示“新清史”错误：基于中国历史的全面剖析 “新清史”错在何处？深度解读中国历史发展逻辑

本文围绕对“新清史”错误观点的反驳展开。阐述了在当今复杂的国内外形势下，西方一些错误史观的影响，引出对“新清史”错误观点的剖析，通过对中国不同历史时期人群概念、政权正统性以及天下观等多方面的论述，深入探讨中国多民族国家形成与发展的历史，从而揭示“新清史”错误的根源。

开栏语：

在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正加速演变。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步入关键阶段，内外挑战日益严峻，民族领域的意识形态斗争变得更为复杂，民族问题更是有着“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影响。美西方国家构建了西方中心主义的民族理论话语体系，炮制出诸多错误史观，甚至肆意造谣污蔑，持续攻击中国在民族、宗教、人权等领域，这进一步助长了极端思潮。

“人间正道是沧桑”。从今日起，“道中华”推出“正道”专栏。此专栏旨在反驳错误史观，揭露污蔑谣言，正面澄清事实真相，讲述中华文明和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故事，凭借四个自信，迈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煌煌正道”。

有个别美国学者对中国清代历史进行研究，宣称与以往研究有所不同，他们企图用征服王朝理论阐释清代历史，于是便有了“新清史”一说。在他们看来，清朝是对外殖民的扩张型内亚帝国，还认为“中国不过是清帝国的一部分”“中国人只是汉人，满人、蒙古人、西藏人都不是中国人”。这种观点遭到质疑后，逐渐被普遍否定，这已成为国内学界的共识。

我们判定“新清史”是错误的，将原因归结为政治因素或者中华民族情结属于不客观的推测。其真正原因在于，这种说法既不符合清代历史的实际情况，更无法客观诠释中国这个多民族国家形成与发展的历史。

▲两晋人口迁徙示意图。（图片来源：《中华遗产》2016年08期）

隋唐时期，“中国百姓”与“四夷之人”共同构成了“天下”，而“中国百姓”又有着“唐人”“华人”“中华人”等不同称呼。

到了五代辽宋夏金时期，“中国”更多被用于“正统”的争夺，“宋人”“辽人”“金人”才是对宋、辽、金境内人群的共有称呼。

▲1820年清疆域图。（图片来源：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

也就是说，即便“中国”作为地域概念，在这片土地上生息繁衍的人群也并非固定不变。不同人群的迁徙与聚合会随着政权的更替而呈现出不同状态，并且在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称呼。

随着清朝实现了中华大地的大一统，尽管疆域内对众多不同人群有着不同称呼，但“中国人”是共同的称呼。所以，用于指称人群的“中国”和“满洲”并非完全对立，多数情况下是一种包容关系。这也是理解清朝历代皇帝都将自己视为“中国”皇帝的关键所在。

清朝统治者是“大一统”政治体制“正统”的竞争者和继承者

“满洲”与“中国”概念的意义，并非在于凸显“汉化”或者“满洲性”，其目的在于“正统”的争夺。

因为尽管分布在“中国”区域内的人群处于变动之中，但“中国”身份却是中华大地上众多政权获得“正统”的重要条件之一。而“满洲”的“东夷”身份能否成为“正统”，自先秦时期就争论不休，这也是雍正皇帝撰写《大义觉迷录》的直接动因。

“中国”一词，目前所知最早出现在1963年发现的西周青铜器何尊的铭文中。对于“宅兹中国”之“中国”的含义，后世学者虽有不同解读，但指称“京师”和“中央之国”的政治含义是难以否认的，其背后隐含的是指称西周以“周天子”为核心的“大一统”政治秩序。

▲何尊铭文，阴影部分即为“宅兹中国”。（图片来源：中国国家博物馆微信公众号）

拓跋鲜卑建立的北魏、契丹建立的辽朝、女真建立的金朝等实现了对中华大地北部的局部统一，蒙古建立的元朝更是实现了中华大地的“大一统”，并且它们的历史被称为“正史”。

出身“满洲”的清朝统治者，尽管实现了对中华大地的“大一统”，但其“正统”地位仍受到曾静、吕留良等儒士的否定。这也是雍正皇帝撰写《大义觉迷录》的直接原因，他试图将“满洲”视为“籍贯”，并用“有德者可为天下君”“仰承天命”等观点为其“正统”地位进行论争。

▲《大清一统志》书影。（图片来源：中华古籍资源库）

关注“天下”而非“中国”，才是全面理解中国多民族国家形成与发展历史应有的视角

在中华大地上存在过众多政权，但在清和中华民国之前，并没有将“中国”作为国号或简称的情况。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虽然代表着“大一统”政治体系，但“天下”才是指称“大一统”体系实施范围的概念，这就是中国这个多民族国家在古籍中常被称为“天下国家”的原因。所以，关注“天下”而非“中国”才是能够全面理解中国多民族国家形成与发展历史应有的视角。

“天下”一词出现得很早，其指称的范围随着人们认知水平的提高而不断向外扩展，但也不是无限扩展的概念，存在理想和现实之分。

《诗经》中的“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描述的是理想中的“天下”，而常见于史书记载的“大赦天下”说的则是现实中的“天下”。现实中的“天下”范围因王朝疆域不同而有所差异，但一般是指王朝“有疆无界”的疆域。

“天下”的人群在先秦时期是“内诸夏而外夷狄”，魏晋南北朝时期强调“华夷之辨”，唐人的认识是“中国百姓”和“四夷之人”等。尽管人群划分标准不同，但共有“天下”是一致的认识，这也是古籍中经常出现“华夷一家”等观念的原因，同时也体现了不同人群和政权对“大一统”政治体系的认同。这种认同是推动中国这个多民族国家从“天下国家”向清代主权国家演变的重要动力。

▲《皇清职贡图》反映了清朝各民族朝贡的情况。（图片来源：中国国家博物馆）

共有“天下”并持续追求“大一统”的结果是，当今中国这个多民族国家是由生息繁衍在中华大地上的众多人群（包括已经消失的人群）共同缔造的。其形成与发展的历史不仅包含被称为“中国”的王朝系列（即所谓的“正统”历代王朝），还包括历代王朝之外存在于中华大地上的更多政权，如匈奴、鲜卑、高句丽、突厥、薛延陀、回纥、渤海、南诏、吐蕃、西夏、大理等以及被称为“五胡十六国”的众多政权。

拥有独特的天下观、人群观以及以“大一统”为核心的政治理想，是中国这个多民族国家得以形成与发展的重要因素。用西方的“民族”视角仅仅关注“中国”和某个政权统治者的出身，是难以准确认识和诠释中国这个多民族国家历史的，这便是我们不认同“新清史”的深层次原因。

（作者简介：李大龙，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研究所国家与疆域理论研究室主任、《中国边疆史地研究》杂志主编）

本文通过深入分析中国不同历史时期的人群概念、政权正统性以及天下观等多方面内容，阐述了中国多民族国家形成与发展的历史进程。指出“新清史”观点的错误之处在于不符合清代历史实际且无法客观诠释中国多民族国家形成发展的历史。中国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发展有着自身独特的因素，如独特的天下观、人群观和“大一统”政治理想等，不能用西方视角简单看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