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运之旅：京九线列车上的人间百态

本文通过新京报记者乘坐京九线列车的所见所闻，描述了列车上不同身份的乘客在春运期间的故事，包括返乡农民工、逆行团圆的人们、不回家的打工人、带着孩子回家的母亲等，展现出春运途中人们的不同生活状态和背后的情感故事。

2025年1月17日，新京报记者踏上从北京前往深圳的京九线列车，然后在抵达深圳的次日乘坐K106次列车返程。在这趟列车的旅程中，犹如打开了一幅社会百态图，形形色色的人们带着各自的故事和期待在列车上穿梭。2025年1月19日，农历腊月二十上午11点10分，K106次列车从深圳东开往北京西站。在列车开动前的检票口，就像是一场战斗的前奏。那些无座的乘客冲在前面，其中一些胜利者早在一个小时前就站在了队伍最前头。行李多的乘客也各显神通，挑着两担子蛇皮袋的老大爷和拖着三个行李箱的老伴，在开检前五分钟向工作人员申请挪到了特殊通道。这是春运期间，车到东莞东时，超员率达40%，有182位无座旅客。餐车的厨房忙得不可开交，三个灶同时炒菜，运上车的蔬菜达一百多斤，塞满了三个冰箱，是平日菜量的三倍。据数据显示，1月14日至2月22日这40天的春运期间，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突破5.1亿人次。K105/106次列车在京九线上运行了28年，它串起了河北、山东、安徽、江西等劳务输出大省，车上大多是打工者、探亲人员、返乡学生，还有逆行的父母和孩子，这里有着最直白、最野生的春运场景。列车上有一位70多岁的老人，为了回老家给父母添坟，扛了30多个小时的硬座；有爷爷领着孙子去看望姥姥姥爷；还有常在外过年的人要去看望90多岁的姑妈。新年对一些人来说意味着新开始，像带货主播回家前烫了新发型期待从头再来；小演员结束北京生活，期待来年去横店寻找机会；90后打工人打算来年回乡创业。在返乡的农民工群体中，李春来是一个典型代表。1月17日凌晨3点，从北京丰台站15号进站口到列车6号车厢的三百米距离，他挪了两趟。他的行李多得惊人，两个鼓囊囊用鞋带系紧的蛇皮袋，用三四个黑色垃圾袋拼成的超大包裹，外加一个手提袋。近百斤的重量压垮了铝制小推车，半路上掉了两个车轱辘。这些行李包含被褥、鞋子、锅碗瓢盆、衣服、工具等，都是他一点点赚来的，其中还有部分是他儿子的。他儿子40多岁，去年在北京开塔吊，年末去西藏干电工了。李春来65岁，戴着起毛的旧帽子，夹克衫袖口、领口蒙上一层油。过去一年，他在北京打多份工，当保安和搞绿化都是一天120元，有的地方管吃住能少花20元，他不抽烟不喝酒，能剩下3000元。雨雪天没法工作时，他买个鸡腿，整点花生米就觉得很享受。现在列车驶向山东菏泽的家，他吹着小曲，看着窗外幻想自己在旅游，看到平坦的麦田就知道家快到了。他盼着见到八十多岁的老母亲，并且打算向返乡工友打听年后合适的工作去处，要求就是老板能按时发工资。在京九铁路的慢车上，识别农民工的方法很简单，看行李就知道。蛇皮袋、尼龙袋、床单等是常见的行李，主打经济实惠。塑料桶也很流行，它们原本装过油漆、堵漏液、涂料等各种东西，现在既装杂物又当凳子。一位坐在过道里的农民工展示，他屁股底下的塑料桶里有工服、瓜子、电池、牙刷、绳子、钳子、螺丝刀等。一些农民工在大城市打零工没有固定场所，放假时工地临时板房拆了，行李只能随身带着，方便去其他地方。列车员也说，之前铁路规定不让带管制刀具，但考虑到是农民工吃饭的家伙事儿，在携带品方面就放宽了不少。而且慢车相对高铁更实惠，以深圳到阜阳为例，慢车硬座180.5元，硬卧310.5元（上铺），高铁837元，所以很多人选择慢车。像王小亮，平日里一顿饭只花3至5元，省下的钱孝敬父母、寄给儿女，还要添置家具。去年他最高兴的事是在河南老家买了新房，花了打工20多年的积蓄换来县城一套30多万的房子，买完却没钱装修。半年多来，他把工资分成好多份，一点一点给妻子寄过去，从一把椅子、一张沙发到两张床，渐渐拼成一个家。他归心似箭，登上车后觉得难熬，就和工友喝酒，希望喝醉了时间能过得快些。还有那些逆行团圆的人。午饭时间，75岁的山东聊城人徐芳全在吃泡面，热气扑上眼镜片，邻座小孩笑他，他也咧嘴笑露出银牙。他的牙是三四年前补的，50块钱一颗，花了1000块，钱和车票都是儿子出的。他儿子在深圳打拼十多年，干过保安、物业、司机等工作，攒钱买了房定居下来。徐芳全自从老伴去世后就一人在家，他逆行去和孩子团聚已经坚持了十多年。出发前他做了充分准备，买了几桶当地特产老字号的香油带给儿子，还换上最体面的菱格背心加灯芯绒夹克，然后从家门口走2.5公里乡村野路到村道拦公交去火车站。在深圳过年，他待上十天半个月，就想在家陪儿孙。他也曾想待在孩子身边，但儿子要养活一大家子，而且他也舍不得家乡，家里有乡亲、大院子和十来亩玉米地，卖玉米加上养老金，一个月能有八九百收入，他的观念是能自己养活自己就不麻烦孩子。他还回忆起自己的父亲，1956年被分配到哈尔滨农学院上班，父子俩分隔两地，60多年前的春节，他也曾逆行去东北找父亲，一路的艰辛至今难忘。在这趟车上也有像15岁高一男孩张帅这样的“逆行”孩子。他几分钟前从衡水上车，目的地是北京。他的父亲是安徽人，母亲是河北人，夫妻俩在北京打工多年。母亲去得早，20多年前就跟着姥姥姥爷去北京了，从在街上卖花升级成婚庆花卉。张帅离家久了，觉得团聚更珍贵，想家就具象为想吃妈妈做的红烧肉、爸爸烧的土豆丝、奶奶蒸的大包子、弟弟存的糖。他有个八岁的弟弟，每次他回学校后，弟弟就会存下很多糖等他回来。四年来，他更能体会父母的艰辛，父亲做司机早上6点起，晚12点才到家，母亲的手总是被鲜花刺伤或者被假花铁丝划拉到。今年过年，他给自己安排了多陪陪父母和提高成绩这两个任务。然而，列车上也有不回家的人。夜深了，硬座车厢灯火通明，多数人困得东倒西歪。打工人黄继林却没睡，他紧挨着车厢头的充电插座等手机充电，不耐烦了就去过道抽烟。他要从始发站巴彦淖尔扛24个小时的硬座到倒数第二站东莞东。问他去东莞干啥，开始说去过年，后来又说是去工作。工友给他在东莞介绍了厂里的活，冬季农闲，大城市劳务市场人员紧张，春假去打工能赚平时三倍的钱。过去一年，黄继林去了6个地方打工，在南宁砍甘蔗、内蒙古摘辣椒、浙江打磨抛光，还有贵州、安徽、重庆等地，但他不愿细说干了什么。他在巴彦淖尔的打工地名字都想不起来了。他今年52岁，带毛领的皮夹克裹着上半身，眼镜片模糊不清。去年没怎么赚到钱，他心态好，觉得朋友多才是财富，因为他真诚待人。这回是朋友李兆奇和张霖带他一起去东莞，他们认识11年，互相帮衬。张霖是他们中的“老大”，在他的描述下，这一年的打工就像陪他俩玩，看祖国大好河山。李兆奇说张霖对老婆很好，是个男人。黄继林的媳妇十年前因车祸去世，他说两人感情好从未吵架，媳妇下葬时他三天三夜没吃东西，靠喝酒麻痹自己。他的父母也不在了，家里孤单，但没牵挂也没负担，一个月花四五百抽烟也没人管了。李兆奇情况类似，媳妇和他离婚有了新家庭，他不愿再提。他们仨凑在一起，觉得朋友一起过春节比在家开心，虽然还想象不出过年那天在干啥，但肯定不会愁眉苦脸。在列车上还有带着孩子的母亲们。章玲怡买了卧铺却没怎么睡，她的两个孩子一个六岁，一个八岁，在车厢里调皮捣蛋。她正带着孩子从山东聊城回江西老家过年。在聊城，她和丈夫开了八年眼镜店，快过年生意冷清，她就先带孩子回家，丈夫随后再回。30岁的章玲怡模样打扮还像个孩子，18岁结婚，21岁生下第一个孩子。她既要照看店铺，又要接送孩子、辅导作业、做家务，事情多得数不过来，但她不愿把孩子留在老家当留守儿童，因为她自己小时候有过那样心酸的经历。她18岁起还要承担弟弟的生活费、辅导班费、学费，现在弟弟上大学了，她一个月要给三四千，为此她常常在深夜躲着丈夫孩子流泪。不过一想到回家，她就把烦恼都忘了，过年和母亲、婆婆在一起能轻松些，还能和丈夫过二人世界。张巧丽则与她相反，在外是独立的事业女性，40多岁的她是单亲妈妈，有三个女儿。她打扮时髦，黑色泡泡袖、飘逸的蕾丝领、大卷发用彩色发带绑在头顶。她的大女儿在北京工作，二女儿是舞蹈特长生刚参加完艺考，三女儿是射击运动员去年在省里拿了冠军。她是四川人，曾在北京创业，孩子在北京长大。因为北京雾霾多，去南昌工作时爱上那里的空气就买了房子把孩子接过去上学。后来北京创业失败，又和闺密跑到银川重新开始，目前还在打基础。为了陪女儿们过团圆年，她前一天中午从银川出发，凌晨2点多在衡水转车才搭上这趟京九线列车，路上要花一天半时间。这趟列车上也有与京九铁路有着多次缘分的人。刘丽已经记不清坐过几次这趟车了。她的家乡阜阳是劳务输出大市，1992年春天邓小平南巡后，深圳吸引了很多人去淘金，她的父母也在上世纪90年代加入打工潮成为深圳的建设者。刘丽高中时坐这条线从阜阳到深圳探望父母，读大专时从阜阳到北京，春运再坐回老家。现在她30岁了，这条铁路载着她去和丈夫重逢，去年夫妻俩结束在京十多年的打工生涯，丈夫去深圳打工，她搬到丈夫老家商丘看孩子。“逆行”父亲郭永杰也是阜阳人，上世纪90年代末50岁的他南下到汕头打工。冬天农闲时，听老乡吆喝就跟着去了。他在工地搬砖，从早上7点干到晚上12点，一天才十几块钱，但也比种地强，这样的日子过了10年，差不多坐了20趟春运列车。他第一次坐火车时，京九线刚开通没几年，1996年9月1日的105次列车（现在是K105次）是这条路上的第一列车。K105/106的列车长常红军记得1998年刚参加工作时，超员率能达到70% - 80%，是现在的一倍多。这趟车途经几个劳务输出大省，一到春运就人满为患。上世纪90年代，列车员会成立关门小分队，从外关门，把挤不进去的乘客往外拽。有的农民工十天半个月上不去车，多留一天就要多改签一张车票。曾经有人拿着一沓改签车票跪在常红军面前。那时的乘客只要能上车，什么都能忍受。上车后不敢喝水，厕所里也塞了十个人。临到站半小时，列车员要踩着椅子边、桌子、行李等挪过去。20多年来，常红军在列车上见证了打工者的变化。现在南下打工族大部分是二三十岁左右，不少拎着电脑包、穿着西装。五十岁往上的农民工也没从前那么苦了，愿意买卧铺、拖行李箱的变多了。从前只关心上车，现在人们讲究吃的喝的，带上车的都是鸡腿、鸭脖、火腿肠等“享受型”食物。而且沿线的风景也变了，从前都是土房子，现在有高楼大厦，农民的房子也更注重审美，有西式罗马柱、徽派青瓦等。随着交通发展，回家的人流分散了，这趟车没那么挤了，K105次的K字头不再意味着快车，但它仍有存在的意义。春运时，车厢里除了热闹，还有一种沉静，人们在归途中放下物质追逐，心中只有最初的牵绊。夜里12点，K105次五号硬座车厢一位70多岁的老人趴在桌子上睡着了，他18岁因事故残疾，如今定居深圳，儿孙满堂，却仍惦记着1月20日坐30个小时硬座回故乡给去世十多年的父母添坟。

本文通过记者在京九线列车上的亲身见闻，讲述了不同身份乘客在春运期间的故事，涵盖农民工、逆行团圆者、不回家的人、带孩子的母亲等，展现了他们各自的生活状况、背后的情感以及时代变迁对人们春运旅途的影响，体现出春运不仅是人员的流动，更是情感、希望和生活的交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