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历史，探寻长城地带文物背后的民族融合密码，从长城文物看宋至明清民族融合与多元一体格局发展

本文围绕长城地带出土的珍贵文物展开，介绍了夏商时期的灰陶蛇纹鬲、汉代的“单于和亲”瓦当、唐代的摩羯戏珠纹金花银盘与鎏金芝鹿纹三足银盘、清代的鄂尔多斯右翼中旗扎萨克银印等，阐述了这些文物所蕴含的历史文化价值，展现了长城作为南北文化交流纽带，推动民族融合与多元一体格局发展的重要意义。

▲灰陶蛇纹鬲。

在内蒙古鄂尔多斯市伊金霍洛旗朱开沟遗址，出土了一件独具特色的灰陶蛇纹鬲。它可是夏商时期陶器中的典型代表，体型不大，主要的用途就是用来烹制食物。仔细观察这件鬲，会发现在它的颈部、裆部以及袋足部位，装饰着一条条近似蛇状的细泥条附加堆纹，也正是因为这些独特的装饰，它被命名为“蛇纹鬲”。朱开沟文化人群经历了一场重大的经济转型，从最初典型的农业经济逐渐转变为半农半牧形态。在这样的转变过程中，便于携带的鬲就应运而生了，它成为了长城地带一种极具特色的器物类型。

▲“单于和亲”瓦当。

“单于和亲”瓦当有着宽阔浑厚的边轮，十字界格整齐清晰，瓦当内刻有“单于和亲”四个篆字，字体规整且有力，透着一股雄浑自然的气息。据推测，这件瓦当应该与汉元帝竟宁元年（公元前33年）昭君出塞和亲这一历史事件有关。它出土于内蒙古包头市九原区召湾汉墓群，其附近的麻池古城，是西汉五原郡郡治所在地。在历史记载中，《汉书·匈奴传赞》描述昭君出塞后的数十年间，“边城晏闭，牛马布野，三世无犬吠之警，黎庶亡干戈之役”，和亲政策在客观上为关内外的百姓带来了宝贵的和平时光。而这件瓦当，正是汉匈政治联姻在建筑装饰上的生动体现，是汉匈和亲历史的实物见证。

在此次展览中，有两件唐代的银盘吸引了众人的目光，一件是内蒙古博物院藏的摩羯戏珠纹金花银盘，另一件是河北博物院藏的鎏金芝鹿纹三足银盘。它们乍一看宛如“双生”。摩羯戏珠纹金花银盘呈圆形，上面的图案纹样都经过了鎏金处理，鎏金的黄色与盘身的银色质地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金属光泽交相辉映，十分耀眼。而鎏金芝鹿纹三足银盘则呈六瓣菱花形，盘中心凸錾着一只鹿，整体造型优美，极具盛唐时期的风韵。从这两件器物的相似性中，我们可以看出唐代北方与中原地区在审美和文化上相互影响。这背后的重要原因是，唐代中央政府实现了对北部边疆地区的有效管理，极大地增强了北方地区与中原地区的经济往来和文化交流。

交相辉映

宋、辽、西夏、金时期，长城地区虽然时有战争发生，但经济文化交流依然是主流趋势。到了元朝，实现了大一统的局面，这极大地促进了南北人员的往来和文化的交流，长城的军事防御功能也逐渐弱化。明朝时期，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在长城地带持续互动，双方以通贡、互市等方式为桥梁，来往密切，交流频繁。清朝建立后，与北方保持着友好的关系，长城成为了各民族广泛交往、密切融合的纽带。“多元文化的交相辉映”单元的展品，生动地展现了宋至明清时期长城沿线各民族的融合情况，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格局也在这个过程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与发展。

▲鄂尔多斯右翼中旗扎萨克银印。

展品鄂尔多斯右翼中旗扎萨克银印，是清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颁予成吉思汗第二十一世孙松喇布的印章。在清朝的国家行政体制中，“旗”是蒙古地区基本的军事、行政单位，其最高长官通常被称为扎萨克。清朝建立后，通过与蒙古诸部会盟、联姻等方式，实行盟旗制，有效地巩固了北部边疆的安全。

长城，作为举世闻名的历史文化遗迹，它不仅仅是我国古代军事防御的一项系统工程，更是南北文化交流的重要桥梁与纽带。它在客观上推动了长城地带农耕与游牧民族在经济上的依存和互动，以及在文化上的交流和认同。此次展览，不仅仅是对过往历史的追述，更是对现实的深刻观照。当观众驻足观赏这些出土于长城地带的珍贵文物时，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历史与现实的交响中自然升腾。长城内外的炊烟，早已在历史的长河中融为同一片祥云，象征着各民族的和谐共处与融合发展。

本文通过介绍长城地带出土的灰陶蛇纹鬲、“单于和亲”瓦当、唐代银盘、鄂尔多斯右翼中旗扎萨克银印等文物，展现了不同历史时期长城地带的文化交流与民族融合。从夏商到明清，各民族在经济、文化等方面不断互动，长城成为促进民族融合的纽带，巩固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激发了人们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