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博弈下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既要又要” 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如何在复杂局势下打造竞争力

本文主要探讨在全球经济形势复杂多变，中国经济面临诸多外部挑战的背景下，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相关议题。阐述了大国博弈多领域推进下的挑战，特别是在投资、技术、关税和金融领域，其中金融领域的博弈较为谨慎但影响直接。同时介绍了连平提出的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四个“既要又要”，以及制度型开放应成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下一阶段扩大对外开放的重要方向等内容。

在当今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全球的经济形势如同风云变幻的棋局，复杂而又多变。中国经济置身于这一宏大的经济格局之中，正遭遇着来自外部环境的重重挑战。而上海，这座充满活力与潜力的城市，其独特的优势宛如一把隐藏的钥匙，如何充分利用这一优势来构建具备国际竞争力的金融发展环境，进而推动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这一问题已然成为各界深入钻研的焦点核心。在3月1日盛大举办的陆家嘴金融沙龙启动仪式上，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长、广开首席产业研究院院长兼首席经济学家连平，在大国博弈多领域推进的大格局下，针对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提出了四个“既要又要”的重要观点。这一观点犹如一盏明灯，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在复杂局势下的建设照亮了前行的道路。大国之间的博弈，近年来在技术与产业链领域展开了激烈的竞争，并且竞争的形式如同川剧变脸般不断变幻。如今，这种大国博弈呈现出多领域推进的鲜明特点，具体涵盖投资领域、技术领域、关税领域以及金融领域这四个方面。投资、技术、关税这三个方面的博弈已经全面展开，如同一场全方位的战役已经打响。然而，金融领域的博弈则显得相对谨慎。连平深入分析后指出，过去美国曾经妄图把美元当作武器来使用，但是金融领域自身具有复杂性、敏感性以及强大的外部性，这使得美国的这些举措就像一把双刃剑，不仅对其他国家产生影响，甚至对美元体系本身也造成了动摇。连平还表示：“博弈措施在这四个领域的全面推进，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无疑是全方位的，而且这种影响的深刻程度还在持续加深。”对于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而言，这些措施所产生的影响和其他领域存在差异，其影响更多地在金融市场上直接体现。例如，当某些政策举措出台时，金融市场就像平静的湖面被投入石子一般，会产生波动，股市和债市都会受到波及。此外，技术领域的措施以及双边投资政策的调整，会对部分上市公司产生影响；资本流动带来的市场波动以及汇率波动，也会对相关产业产生影响。这些市场影响对于国际金融中心来说，就像隐藏在暗处的风险，尤其值得密切关注并且加以防范。当地时间2月21日，特朗普签署的《美国优先投资政策》备忘录引起了市场的广泛关注。从初步的情况来看，它对国际金融中心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业务方面，国际金融中心的核心功能之一是服务跨境金融需求，这其中包括跨境信贷、支付结算等业务。但是，由于双边政策的限制，部分企业原本规划好的投资计划可能无法继续推进，新的投资项目或许需要改变方向，甚至有些企业可能会直接放弃相关的投资计划。这就好比道路被堵住了，导致跨境支付结算、跨境信贷、货币兑换等业务的规模如同被挤压的气球一样收缩，相关业务可能面临一定的压力。另一方面是创新动能方面。双边投资规模受到限制，就如同给金融中心业务创新的引擎添加了一道枷锁，可能会导致业务创新的动能受到一定程度的制约，原本蓬勃的创新需求可能会受到抑制。此外，这些政策的出台还可能引发市场的外溢效应，导致市场出现波动，甚至在一定阶段出现不稳定的现象。在新形势下，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应该如何更好地应对挑战呢？连平提出，上海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应当积极采取更多有效的措施，把握好金融市场结构与开放节奏之间的平衡、金融创新与风险防范之间的协同、人民币国际化与资本项目可兑换之间的统筹、人民币汇率弹性的增强与稳定之间的兼顾。首先，既要推进金融市场结构的调整和改善，加快开放的节奏，又要精准地把握好结构的方向和开放的节奏。连平认为，中国金融市场和行业的开放仍然有着较大的发展空间。例如，银行业和证券业的开放程度还可以进一步提升，基本实现全面开放是完全可行的。他还指出：“我们具备相应的能力和条件，能够为外资机构提供完全的国民待遇。这包括大幅度降低机构准入门槛以及业务开展门槛，甚至在可能的情况下，直接给予国民待遇。”其次，既要大力推进金融领域的创新发展，尤其是市场迫切需要的衍生产品，像外汇衍生品等，又要高度警惕创新可能带来的风险。连平表示，在创新发展的进程中，必须构建完善的风险防控机制，确保创新业务在可控的范围之内稳步推进。只有这样，才能够在推动金融市场发展的同时，避免因为创新过度而引发系统性风险，从而实现金融创新与风险防范的良性互动。再者，既要紧紧抓住当前复杂国际形势下人民币国际化的历史机遇，又要合理把握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的推进节奏和力度。连平进一步阐述：“当前，金砖国家在本币贸易结算方面达成了更多的共识，这为人民币国际化提供了新的契机。”同时，他也强调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的关键在于资本项目可兑换问题。如果这个问题不能得到妥善的解决，那么人民币国际化的步伐将会受到限制。所以，我们需要在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同时，统筹考虑资本项目可兑换的可行性与风险，确保两者协同推进。最后，既要适度增强人民币汇率弹性，以此来更好地抵御外部冲击，降低外部不利因素对中国经济的负面影响，又要精确把控汇率波动幅度，避免人民币出现大幅贬值或者超调现象。连平建议：“增强汇率弹性是应对外部冲击的重要手段，但是过度波动则可能引发市场恐慌和经济不稳定。因此，我们需要在增强汇率弹性与保持汇率稳定之间找到平衡，通过科学合理的政策设计和调控手段，确保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保持基本稳定。这一制度性安排对于中国经济在长期大国博弈中保持稳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制度型开放应当成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下一阶段扩大对外开放的重要方向。连平解释说：“具体而言，未来应该着重减少金融要素在金融中心流动的相关限制，通过制度层面的政策举措，进一步优化金融市场的运行环境，提升市场的开放度和国际化水平。”这种制度型开放的核心在于将金融中心的对外开放更多地聚焦于制度建设。首先，金融市场和金融行业存在着大量的制度性安排，这些制度就像是坚固的基石，为市场的稳定和健康发展提供了重要的保障。但是随着进一步开放需求的增加，部分现有制度安排的局限性开始逐渐显现出来。连平举例称，在机构设立、业务开展以及股权投资等方面，仍然存在着较高的门槛限制。这些门槛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市场的规范性，但在开放的背景下，却对市场活力和国际竞争力的提升形成了一定的制约。其次，金融监管领域包含了众多的政策，其中部分政策具有长期性和稳定性，并且在一定时期内形成了制度化的框架。连平指出，随着金融市场的不断发展和开放需求的增加，逐步减少和松动这些限制，将是未来制度型对外开放的重要方向。除了金融监管政策，金融法律法规同样是制度型开放的重要领域。连平指出，金融法律法规作为一种制度安排，其调整频率和适应性对于金融市场的健康发展至关重要。然而，长期以来，中国金融法律法规的调整相对滞后，调整频率较低。相比之下，香港市场的金融法律法规调整更为频繁，尤其是对商业银行监管的重要法律，每年都会根据市场变化进行修订。这种做法能够及时应对市场中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确保法律制度的有效性和适应性。

文章围绕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展开，先阐述大国博弈多领域推进下的挑战，包括投资、技术、关税和金融领域，强调金融领域博弈虽谨慎但影响直接。接着介绍连平提出的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四个“既要又要”，涵盖金融市场结构、金融创新、人民币国际化、汇率弹性等方面的平衡与统筹。最后指出制度型开放应是上海国际金融中心下一阶段对外开放的重要方向，涉及金融市场制度、金融监管政策和金融法律法规等方面的调整与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