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书与读书：评书艺术背后的知识支撑，说书人的读书之道：汲取知识源泉

说书人展开论述，阐述了说书与读书之间的紧密联系，通过讲述说书史上说书名家的故事，如王防御、柳敬亭等，来说明读书对于说书人的重要性，并且探讨了评书艺术的特点以及说书人需要不断学习的必要性。

在浩如烟海的知识世界里，书籍宛如一座巨大的宝库。然而，人的生命有限，每个人只能依据自身需求从中获取有限的养分。对于职业说书人而言，读书是获取艺术灵感、探寻成功的必然路径。

当我们翻开说书的历史长卷，会发现那些在史书中留名的说书大家必然也是读书大家。就像南宋时期的讲史艺人王防御（委顺子），明朝李日华在《紫桃轩杂缀》中曾这样描述他：“世间怪事皆能说，天下鸿儒有弗如。耸动九重三寸舌，贯穿千古五车书。”王防御在当时极受欢迎，上至帝王，下至普通百姓都对他喜爱有加。听众们为他那能说会道的“三寸舌”而惊叹，实际上，这背后是他“贯穿千古五车书”的深厚学识，可见其知识的渊博程度。

到了明末清初，出现了一位著名的说书家柳敬亭。他的成功得益于恩师莫后光。据记载，莫后光讲《水浒》的时候，场面十分壮观，“听者尝数百人，虽炎蒸烁石，而人人忘倦，绝无挥汗者”。柳敬亭听闻莫后光的大名后，便有了想要投奔他学艺的想法，于是就有了柳敬亭三见莫后光的故事。

柳敬亭初次拜见莫后光时，他自己说书也已经小有名气，说话诙谐幽默，充满机锋。但莫后光告诉他：“夫演义虽小技，其以辨性情，考方俗，形容万类。”意思是，要说好书，必须能够分辨不同人物的性格特点，还要深入了解各地的风俗习惯，世间万物都要有所知晓，否则就无法把书说好。

柳敬亭听了莫后光的教导后，回去用心练习说书，过了三个月，他又来让莫后光检验。可是，莫后光看了他的演出后并不满意，说：“闻子说者，欢哈嗢噱，是得予之易也。”也就是说，柳敬亭只是把观众逗笑了，这其实很容易，因为观众不需要费什么力气就能从他的说书中找到可笑之处。于是，柳敬亭只能再次离开。

又过了三个月，柳敬亭再次回来接受莫后光的检验。这一次，莫后光觉得他有了一些进步，说：“闻子说者，危坐变色，毛发尽悚，舌挢然不能下。”这表明，当观众听到令人吃惊的地方时，甚至舌头都翘起来了。再过一段时间，柳敬亭再次向莫后光说书时，莫后光称赞道：“子得之矣！目之所视、手之所倚，足之所跂，言未发而哀乐具乎其前，此说之全矣！”柳敬亭终于领悟到了说书的真谛，他的举手投足都充满意味，人还没说话，就能将情绪传递给观众。而观众听他说书时，仿佛能看到书中的画面，等说书结束时，又会有一种若有所失的强烈感受。

我在阅读柳敬亭的学艺经历后，深深体会到说书是一件多么困难的事情。说书是一种在有限的时间和空间里营造无限想象的艺术，需要能够说出画面感，说出人物形象，说出其中蕴含的道理。就像莫后光所说：“口技虽小道，在坐忘。忘己事，忘己貌，忘坐有贵要，忘身在今日，忘己何姓名，于是我即成古，笑啼皆一……”这其实是最早的体验派理论，比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表演体系、布莱希特表演体系早了300年，只是当时没有形成体系，也没有得到广泛认可罢了。

再把话题转回到说书和读书上。在过去，由于没有完整的文字脚本，说书分为两种类型：“道儿活”和“垛儿活”。“把垛”就是照着书本念，比如直接把文人改编后的《三国演义》搬到书场，背诵“舌战群儒”的书面原文，说“诸葛亮听到这里哑然而笑”，这里的“哑然”过于文绉绉，这种说书方式就显得很笨拙、生硬，直接把书给说死了。而“道儿活”则灵活得多，它是说书艺人经过改编后的书路，说书人根据自己的文化修养和思想认知，将不合理的地方修改得合理，将不生动的地方变得生动，比“把垛”要好得多，也更受观众欢迎。

评书艺术有四个特点，即“说、演、评、博”。前三个特点比较容易理解，最后一个“博”字，代表着广博、渊博。这是一个评书演员穷尽一生都难以达到顶点的修养项目。同样一部书，不同的人说，有的观众就爱听，有的观众就不爱听。人物情节大致相同，差别就在于这个“博”字。这种渊博涵盖了社会知识、历史知识，也包括文学知识甚至杂学知识。过去老艺人们常说：“说书人的肚子，杂货铺子。”评书讲述人生，谈论社会，阐述古今兴亡成败的道理，探讨世事人情和道德规范，凡是与这些相关的知识，说书人都应该知晓。只有触类旁通、博学多识，才能在说书过程中信手拈来、妙语连珠。

说书人这一辈子，不知道会说哪本书，说到哪里，说到什么情节。只要遇到自己不知道的地方，就必须去学习、去了解，只有弄明白了才能把书说好，让听众信服。所以，大家都称我为说书先生，可实际上我是永远毕不了业的学生。我曾经写过一首打油诗：“难时不会会更难，恰似登高又攀岩。寻常只须绕山转，临顶却要汗洒干。”这正体现了评书艺术既浅显又高深的特性。

通过阐述说书史上说书名家的事迹，揭示了读书对说书人的重要意义，探讨了评书艺术的特点，强调了说书人需要具备渊博知识，并且要不断学习才能说好书，体现出评书艺术看似简单实则高深的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