吐鲁番：考古宝藏之地，文化交融的见证 吐鲁番——古丝绸之路上的文化瑰宝库

吐鲁番在考古方面的诸多发现及其重要意义。从吐鲁番博物馆馆藏文书类文物，到墓葬中的伏羲女娲像，再到景教寺院遗址出土文物等，这些发现展现了古代西域地区人民的生活图景、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以及东西方文化的交流互鉴，体现了吐鲁番在考古界的重要价值。

从古长安出发，一路向西，穿过河西走廊，越过茫茫沙漠之后，吐鲁番就出现在眼前。这座古老的城市在古丝绸之路上可是大名鼎鼎，它曾经是东汉西域长史府、唐安西都护府的治所呢。在这里，历史上流行过7种宗教，使用过十多种文字、20多种语言，就像一个“露天博物馆”，让人们可以真切地触摸到古代新疆地区的真实风貌。吐鲁番的气候干燥少雨，这可是个独特的优势。因为这样的气候，这里的1491处不可移动文物遗址以及大量出土的文书、墓志、纺织品、皮制品等珍贵文物都被完整地保存下来了。这些文物就像是无声的历史讲述者，见证着中国历代中央政权治理新疆的往昔岁月，也见证着东西方文化交流互鉴的精彩故事。先来说说吐鲁番所描绘的西域生活图景吧。大家都知道“吐鲁番的葡萄熟了，阿娜尔罕的心儿醉了……”这首歌让吐鲁番的葡萄闻名遐迩。其实，早在约1600年前的十六国时期，吐鲁番盆地的先民们就开始种植葡萄并且酿制葡萄酒了。在吐鲁番阿斯塔那古墓群M408墓室里，有一幅《庄园生活图》壁画，这幅壁画可生动了，它用墨线勾勒出三棵果树，果树上画满了小圆点和波浪状线条，旁边还标识着“蒲陶”二字，左侧更是详细地绘制了葡萄榨汁、过滤、煮沸、蒸馏、装罐的全过程。吐鲁番学研究院的专家介绍说，这壁画的内容、形式、技法、风格和河西乃至中原地区都非常相似。这是为什么呢？原来，公元327年，前凉在吐鲁番设立了高昌郡，郡县制度开始在新疆推行，慢慢地就形成了和中原地区一样的审美和生活方式。到了公元460年，以汉人为主体居民的高昌国在吐鲁番建立起来了。公元640年，唐朝政府在吐鲁番设置了西州，还设立了西域最高军政机构——安西都护府。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会长荣新江表示，一系列唐制的推行，让西州既有边疆的特点，又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和唐朝内地各州县没有太大的差异。在吐鲁番博物馆里，唐代12岁少年卜天寿抄写的《论语郑玄注》特别引人注目。北宋的时候，郑注《论语》就已经失传了，直到20世纪初才在吐鲁番和敦煌两地发现了一些断片，而吐鲁番博物馆保存的是比较完整的抄本。卜天寿除了抄写《论语郑玄注》，还抄写了一些打油诗呢，其中有一首写道：“他道侧书易，我道侧书（难），侧书还侧读，还须侧眼（看）。”无独有偶，在甘肃敦煌藏经洞中发现的唐五代时期在我国西北地区广为流传的《开蒙要训》，有一名学郎题记写道：“闻道侧书难，侧书实在难，侧书还侧立，还须侧立看。”这两位相隔千年的学郎就像是跨越时空在“一唱一和”，特别有趣，也体现出中原与西域在文化教育上的相互影响。而且，吐鲁番学研究院技术保护研究所负责人陈玉珍介绍，吐鲁番博物馆馆藏有4000多件文书类文物，近几年当地又出土了1.5万多件文书类文物，这些文书内容非常丰富，是研究和了解古代西域地区人民真实生活图景的宝贵资料。再看看吐鲁番在记录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方面的情况。历史上，吐鲁番盆地是多民族聚居的地方。在高昌国时期，这里至少有中原谪发的戍卒后代、河西来的汉族大姓世家以及从中亚经商过来留居的粟特人等。在吐鲁番博物馆的展厅里，有两幅并排悬挂的伏羲女娲像特别吸引眼球。其中一幅里，伏羲女娲是深目高鼻、络腮卷须的胡人形象，另一幅则是中原汉族的长相。吐鲁番学研究院副院长陈爱峰介绍说，伏羲女娲是中华文明中的人文始祖，在中原地区，墓葬中放置人首蛇身的伏羲女娲像是一种丧葬习俗。吐鲁番墓葬中大量发现这种“入乡随俗”的伏羲女娲像，这反映出生活在吐鲁番盆地的各族人民在交往交流交融中对中华文化产生了认同。在吐鲁番博物馆里，还立着一座《亦都护高昌王世勋碑》的复制品，上面用汉字和回鹘文书写，讲述了八代回鹘亦都护由高昌入仕元朝政府的事迹。公元1275年，西北诸王叛乱势力向元世祖忽必烈进攻，高昌城被围城6个月，亦都护高昌王火赤哈儿昂然说道：“吾闻忠臣不事二主，且吾生以此城为家，死以此城为墓，终不能尔从。”最后战败身亡。忽必烈感念回鹘亦都护的义举，把甘肃武威西北的永昌作为封地，安置回鹘亦都护家族及其流亡的臣民。从此高昌王室就在永昌扎根，后代还与蒙古王室通婚。粟特人的故乡在今天中亚地区撒马尔罕一带，他们长期在古丝路沿线做国际贸易。来到中国后，受到中原姓氏文化的影响，他们常以本国名作为姓，像康、安、曹等。他们中的一些人留居下来成为当地居民，还有的入职为官，高昌国内就居住着不少曹姓和康姓的粟特人。吐鲁番交河故城沟西墓地出土的《唐龙朔二年（662）康延愿墓志》表明，墓主是康姓粟特人，曾经是西州军事将领，出土墓志强调“其先出自中华，迁播届于交河之郡也”。陈爱峰分析说，这说明墓主已经把中华认同为自己的祖籍，把中华文化认同为自己的文化之根。最后讲讲吐鲁番在见证东西方文化交流互鉴方面的贡献。在吐鲁番市葡萄沟以西的一座丘岗上，坐落着入选“2023年中国考古新发现”的西旁景教寺院遗址。这可是国内目前发现规模最大、出土文物最丰富而且时间跨度较长的景教遗址，它的年代从唐代到元代。景教是基督教的一个支派，唐代初年传入中国。遗址里出土了用汉文、叙利亚文、回鹘文、粟特文书写的一批重要文书，还有北宋漆碗、“熙宁元宝”钱币、玉雕十字架等重要文物，甚至还发现了同一纸张正反面分别书写汉文佛经与叙利亚文景教文献的情况。吐鲁番学研究院考古研究所负责人王龙说：“这些考古发现反映出景教曾在吐鲁番流行，与佛教、道教、摩尼教呈现出多元文化共存、多种文明交流互鉴的景象。”陈爱峰介绍说，目前考古发现吐鲁番曾经流传过萨满教、祆教、佛教、道教、摩尼教、景教、伊斯兰教等宗教，其中有14处佛教石窟寺遗址，大约400座洞窟，宗教考古遗迹非常富集，吐鲁番可以说是新疆宗教文化的“样本库”。在吐鲁番市鄯善县的吐峪沟石窟，这是著名的佛教石窟，吐峪沟66窟主室门道墙壁上，绘有一位衣着华丽的天神图像，他的身后还绘有一只匍匐于地、双目圆睁的犬类动物。经过对比研究，专家确定这是祆教神祇。祆教又名琐罗亚斯德教，曾经是古波斯帝国的国教，流行于西亚和中亚地区。祆教神祇在佛教洞窟中出现，这表明不同宗教在流传过程中不断融合、彼此吸纳。就像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教授刘文锁说的那样：“吐鲁番是古丝绸之路上一颗耀眼的明珠，相关发现对考古界的贡献和影响具有世界意义。”

本文通过对吐鲁番在考古方面的众多发现进行阐述，包括文物、遗址等，全面展示了吐鲁番在古代西域地区的重要地位。这些发现从生活图景、民族交往交融以及文化交流互鉴等多方面体现了吐鲁番的独特价值，也证明了吐鲁番在考古界的重大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