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长崎大学坂本校区的生物安全四级（BSL - 4）实验室即将投入使用。尽管该实验室已达到研究多种致命出血热病毒的标准，但仍引发众多日本民众的担忧。文章还介绍了BSL - 4实验室的相关安全要求，长崎大学为保障安全采取的措施以及民众抵制的情况，同时提到日本在应对疾病研究方面的其他争议事件，如国立传染病研究所相关设施曾引发的争议，揭示出民众对政府在这类设施建设上的不信任是有原因的。
据香港《南华早报》2月8日消息，日本长崎大学坂本校区的生物实验室马上就要投入使用了。就在上个月，日本卫生部已经证实，这个生物安全四级（BSL - 4）的实验室达到了研究埃博拉、马尔堡、克里米亚 - 刚果、拉沙和南美等致命出血热病毒的标准。不过呢，这个实验室的安全性却让很多日本民众感到担心。
生物安全四级（BSL - 4）可是最高级别的生物安全预防措施哦，是用来研究那些还没有治疗方法或者疫苗的病原体的设施。BSL - 4对实验室的各种细节要求非常严格，比如说实验室里的设备都不能有锋利的边缘，为什么呢？就是怕钩住科学家的防护服，导致意外破损。这种设施还配备了防止病原体泄漏到周围环境的系统，而且还给人员配备了净化淋浴。
长崎大学的BSL - 4联络办公室主任渡边英一郎表示，他们已经采取了一切预防措施来确保设施的安全，并且正在和附近居民进行沟通呢。
渡边还向媒体透露：“这个设施现在还处于试验阶段，还没有引入任何4级病原体，我们正在进行全面运营前的培训。”
长崎大学的BSL - 4研究设施内部照片长崎大学
按照《南华早报》的说法，长崎大学一直想要获批开设这个设施，就是不想在相关领域的研究中落后。目前，有20多个国家运营着大概60个BSL - 4设施，其中很多都在大学里面。
但是日本历史学家兼作家林千胜最近在一篇帖子里说，关于长崎BSL - 4设施投入使用的问题，已经收到了超过92300份问询，还补充说：“人们担心日本会出现像地狱一样的疫情。”
世界卫生组织强调过，建设先进的研究设施对全球应对疾病爆发有着重要意义。就像之前新冠疫情的时候，日本不能快速生产疫苗，只能依靠进口来对抗疫情。
长崎大学的渡边也说：“我们想要设立这个设施，是因为长崎大学在传染病研究方面有着很长的历史，我们相信自己有能力应对未来的疫情。”
“我们知道，不管是在日本还是在国外，都已经存在对人类生命有威胁的严重传染病，我们现在得为未来可能出现的未知疾病做好准备。”
目前，日本唯一的BSL - 4实验室是由日本国立传染病研究所在东京西部郊区的武藏村山设立的。这个实验室用来研究中东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和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SARS），还有SFTS病毒。SFTS病毒是2009年由中国科学家首次发现并分离的，主要在中国农村地区发现，后来韩国和日本也发现了这种病毒。
现在还没有有效治疗SFTS病毒感染的方法，这种病毒的致死率高达30%。得了这种病的人通常会发烧、呕吐、肝酶水平升高，最后导致多器官衰竭。
2018年，日本国立传染病研究所还向政府申请把埃博拉病毒株和其他病毒株进口到武藏村山设施，打算研究并制定应对措施。但是这个决定很快就引发了争议。在居民的压力下，日本有关部门正在讨论搬迁这个设施的问题。
长崎大学的这个研究设施现在也面临着类似的抵制。
就像日本漫画家仓田真由美就特别不满意在长崎大学建设这种研究设施。她在社交网络上说：“他们打算在长崎建一个设施，用来处理比埃博拉或者新冠病毒还厉害的病毒。怎么能保证它不会泄露呢？”
长崎电视台一则报道的评论也提到：“长崎人民现在反对政府把这个地区指定为研究设施还来得及……要是建了这个设施，可能会造成比投下原子弹更具破坏性的人为灾难。”
长崎文化广播网站上还有一条消息写着：“政府的表态和政策完全不可信。”
消息还说：“政府主导把这种设施建在居民区中间，真是难以想象……他们应该把它建在石破茂首相的官邸或者小池百合子（东京都知事）的住所旁边。”
《南华早报》评论说，日本民众对政府的这种不信任是有依据的。就像2011年福岛核事故发生之前，日本历届政府也都坚称核电站反应堆发生重大事故是不可想象的。
所以日本当地民众担心，如果因为地震或者其他原因导致实验动物跑出来，或者建筑物倒塌，病毒很可能就会泄漏出去。虽然有些卫生专家说，这些病毒不能通过空气传播。
长崎大学的渡边对外表示，他们会向居民保证，实验室会采取严密的安全措施。
“我们会继续向居民解释我们的项目，给他们提供准确的信息，”他说，“我们已经解释过了，这个设施有多种设备保护得很好，所有废气都经过仔细过滤。”
不过他也承认，技术方面的解释对没有科学背景的当地居民来说可能太复杂了。
他又补充道：“我们能做的就是尽量解释清楚为什么这是安全的。”
日本长崎大学即将启用的BSL - 4实验室虽达到研究致命病毒标准，但民众因过往政府信任危机事件及对病毒泄漏风险的担忧而抵制。长崎大学虽努力解释安全措施，但对缺乏科学背景的居民解释难度较大，这一情况与日本在疾病研究设施建设方面的其他争议事件类似，反映出民众对政府在这类高风险设施建设管理上的不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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