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归来：美国能否真的重新伟大？，战争被频繁谈起：当代世界的危险信号

本文将从特朗普回归美国政坛说起，探讨美国是否能走向伟大。通过对比老布什和小布什对伊拉克政策的不同，引出对美国外交政策风格转变的思考。还分析了当今世界各国当政者的远见情况，以及美国民主机制下政客的行为对国际关系的影响，最后强调战争被频繁提及的危险性。

特朗普再次登上美国政治舞台，不管是宣称要收回巴拿马运河，还是承诺打造强大军队，都体现出这位新领导人想让美国重回伟大的决心。然而，历史多次给予美国这样的机会，特朗普自己也曾有过机会，可美国到底有没有重新伟大？还是走向衰落了呢？

回顾1991年3月，“沙漠盾牌”行动结束，伊拉克接受失败后，时任美国总统老布什决定将54万美军从波斯湾撤离。当时美军占绝对优势，为何不乘势推翻萨达姆政权呢？而到了2003年3月，小布什政府在没有确凿证据的情况下，以伊拉克藏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且暗中支持恐怖分子为由，绕开联合国安理会，单方面对伊拉克发动军事打击，还将萨达姆送上绞刑架。父子总统在不长的时间内，对同一国家做出截然不同的政策选择，到底谁对谁错呢？

近二十多年来的多位美国总统在外交方面比较激进，老布什在执政期间则较为保守，体现出谨慎的现实主义。1991年12月苏联解体，美国政治精英认为这是美国战略决策和自由民主制度的胜利，新保守主义者甚至觉得美国应利用单极优势向外推进民主，打击不听话的国家以扩大影响力。但从近三十年披露的资料看，老布什希望苏联变弱，却不希望苏联解体。1991年8月他访问苏联时在基辅演讲提到：“美国支持自由，但自由不等于独立。美国不会支持将远方暴政换为当地专制者，美国人民也不会帮助那些鼓吹基于民族仇恨而选择自杀性民族主义的人”。

“二战”的爆发以及后来众多国际组织和机制的建立表明，凯恩斯比当时欧美的执政者更有远见。劳合·乔治、乔治·克雷蒙梭等当时欧洲的执政者，生长在“维也纳体系”下的欧洲长和平年代，他们对第二次产业革命带来的世界整体性变化，以及在“大转折”时代构建世界治理的需求似乎茫然无知，决策依据也是过去而非现在和未来。

“二战”期间出现了很多被后人称赞的政治家，他们目睹了一战的残酷，从而以全局性和长远性眼光考虑国家和世界的未来。在他们的努力下，世界大战结束，新的国际组织、制度和机制建立，人类迎来了近八十年的和平。但如今，各国当政者似乎在重演劳合·乔治、乔治·克雷蒙梭的经历，对当代世界大变局的来龙去脉、走向和应对方法，未必比普通人更有见识，这对秩序渐趋瓦解的世界来说不是好事。

不仅政客和社会精英不值得信任，民众在防止战争问题上的普遍认知也不可靠。战后漫长和平使人们认为和平理所当然，对维护和平应尽的义务很淡漠。1929年美国“大萧条”后，罗斯福提出“四大自由”，其中有免于匮乏的自由。但“匮乏”没有固定衡量标准。战后公民权利发展，但人们的匮乏感没有因所得增多而减弱，相反，近几十年来各国怨气都在增长，政治极化和排外主义兴起。

如今精英和大众更关注短期利益，只想索取不想奉献。富人希望政府少管、少征税；未实现财富自由的人希望政府承担更多责任、创造更多福利。这些诉求从不同方面破坏公共伦理和公共生活。互相体谅等美德稀缺，谈权利时都觉得自己正确，错在他人。

“沉默的大多数”不再沉默，互联网发展让他们能随时表达意见影响决策。当“匮乏”被不断制造，大家都觉得外界亏欠自己时，再好的制度机制也难以应对戾气，一旦崩溃可能引发暴力甚至战争。

在美国民主机制下，政客存在“政治业绩锦标赛”。政治极化使两党在内政问题上分歧严重，在对外政策发声时才能避免严重攻击。操纵“中国议题”成为政客获取关注度的方式，佩洛西窜访台湾就是为了个人利益，这种行为损害中美关系和世界政治稳定性。

与中国相比，近几年美国政治和战略精英不避讳谈论与他国战争，“第三次世界大战”成为公开谈资是消极变化。当战争被频繁提及，战争可能意外发生；为战争造势会提高战争发生概率。在这个时代，最不需要美国政客的歇斯底里，最需要凯恩斯式的洞见。

本文总结了美国在特朗普回归后的发展期望与现实情况，对比老布什和小布什的对外政策差异，探讨了美国外交政策转变背后的因素。同时分析了当今世界当政者缺乏远见、民众对和平义务淡漠、精英与大众追求短期利益等问题，还指出美国民主机制下政客行为对国际关系的损害，强调战争被频繁提及的危险性，希望能有更多有远见的决策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