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火岁月，延安电影团用镜头书写革命史诗

在20世纪30年代中后期国民党对陕甘宁边区实施信息封锁的背景下，党中央决定创建延安电影团。详细介绍了延安电影团创办之初的艰苦条件，成员们为拍摄纪录片所经历的危险，以及在后期面临的诸多困难。还阐述了电影团在培养青年人才方面的努力，其影像作品对传播我党政策、激励抗日斗志的重要作用，最后提到抗战胜利后电影团的解散及基因的延续。

在革命的历史长河中，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镜头记录着时代的波澜壮阔，用影像传递着革命的力量。他们就是顾致远、黄子石、杨润鑫所代表的延安电影团成员们。

这是1942年延安电影团拍摄的纪录片《南泥湾》画面，画面中展现的是那个特殊时代的奋斗与希望。

看呐，延安电影团的成员们正在清凉山的岩石上认真地拍摄素材，他们专注的神情仿佛在与历史对话。

时光回溯到20世纪30年代中后期，国民党当局利用其在宣传媒介上的垄断优势，恶意抹黑丑化我党的形象。他们极力阻挠国内外记者探访根据地，对陕甘宁边区的真实信息进行全面封锁。在这种严峻的舆论环境下，党中央高瞻远瞩，做出了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决定：创建自己的电影队伍。通过电影这种具有广泛影响力的艺术形式和传播载体，突破国民党的文化封锁，更真实、更有力地宣传抗日。

1938年秋，电影人袁牧之与吴印咸等人带着珍贵的电影器材来到延安。从此，我党直接领导的第一个电影组织机构——八路军总政治部电影团（又称延安电影团）正式成立。从那一刻起，电影团便开启了对延安抗日根据地红色历史的影像记录之旅。

然而，延安电影团在创办之初，面临着极其艰苦的创作环境。全团仅仅有袁牧之、吴印咸、徐肖冰、李肃等6名核心成员。他们的办公地点是延安北门外凤凰山北头的几孔土窑洞，设备也仅有“两动三呆”（两台摄影机、三台照相机）。但这些困难丝毫没有磨灭电影团成员们的创作热情。在党中央“用影像记录真实中国”的指示下，电影团勇敢地迈出了党的电影事业的第一步，积极筹划拍摄首部纪录片《延安与八路军》。

为了获取真实的素材，电影团在延安拍摄了大量镜头后，毅然冒着危险穿越敌军封锁，进入华北各抗日根据地进行实地拍摄。在这个过程中，他们遭遇了无数的危险。敌军轰炸时，吴印咸不顾自身安危，用身体护住摄影机；李肃在观察战场拍摄环境时，被一枪打穿了帽子；徐肖冰为了拍到真实的敌占区画面，在炮楼里透过枪眼拍摄……深入敌后拍摄充满了危险，但这根本无法动摇电影团成员们的意志和信念。他们在枪林弹雨中一次又一次地完成拍摄任务，记录下了许多将士英勇抗战的感人瞬间。

此外，在拍摄纪录片的过程中，电影团还记录了许多珍贵的场景。他们记录了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同志工作的情景，展现了领袖们的风采和智慧；记录了陕甘宁边区军民战斗、生产、生活的场景，体现了军民团结一心的精神；记录了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鲁迅艺术学院等学生的学习和生活情况以及延安的自然风貌，让人们感受到了延安的生机与活力；记录了晋东南、晋西北和晋察冀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八路军、民兵和儿童团的斗争，彰显了人民群众的抗日力量；还记录了白求恩在战地医院救死扶伤的工作场景，展现了国际主义精神的伟大。

历时1年多，电影团终于完成了《延安与八路军》的前期拍摄。但当时延安不具备电影制作条件，中央决定派袁牧之与音乐家冼星海前往苏联，完成《延安与八路军》的后期制作。然而，命运却开了一个残酷的玩笑。当底片全部洗出准备进行剪辑和配音时，苏德战争爆发了。在撤退过程中，《延安与八路军》底片不幸遗失。幸运的是，当年没有带到苏联的部分素材，在后来电影工作者的不懈努力下被修复洗印，得以呈现在世人面前。

随着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敌军将战略重心转移到对革命根据地的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上，电影团也面临着更加严峻的考验。电影团成员们积极响应“精兵简政”的号召，他们开垦荒地种植小米土豆，开办照相馆为军民服务，用废旧胶片制成纪念章出售。面对胶片告罄、后期制作条件差的艰难局面，电影团充分发挥团队智慧，成功完成了多项拍摄和放映任务。没有洗印设备，他们就用延河水进行冲洗，自己搭建起洗印胶片的暗室；没有录音条件，他们就借用手摇马达、留声机和扩音器在银幕后面配乐解说；拍摄胶片短缺，他们大胆创新，将过期的正片作为底片使用，反复试验、调整曝光，让原本无用的过期胶片发挥出了作用。

凭借着坚韧不拔的精神和创新能力，他们独立完成了第一部完整纪录片《南泥湾》。这部影片不仅记录了八路军第359旅挖窑洞、开荒地、修路筑桥、烧炭造纸，将“烂泥湾”变为“陕北好江南”的伟大壮举，还记录了毛泽东同志挥毫写下“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经典场景，成为激励几代人的经典画面。

电影团在拍摄记录革命历史的同时，也十分重视青年力量的培养。面对专业人才匮乏的困境，电影团成员们根据自己多年积累的摄影实践技术编写了教材，还开设了摄影课程。1942年起，电影团先后开办多期摄影训练班，培养了一支五六十人的摄影队伍。这些在培训班成长起来的学员们，前赴后继地奔向战场前线，成为新中国电影事业的核心人才。

在抗战的烽火岁月中，电影团成员们将摄影器材当作战斗武器，用镜头定格下无数震撼人心的瞬间。他们摄制出《陕甘宁边区二届参议会》《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等纪录片，留存了《白求恩大夫》《延安各界纪念抗战五周年》等影像资料，记录了根据地军民生产自救、民主选举、军事训练等历史场景，拍摄了数以万计的反映陕甘宁边区政治、军事、经济、社会等方面活动的照片。这些影像作品从黄土高原的窑洞出发，跨越重重封锁，到达国统区、沦陷区乃至海外进行放映，打破了外界对边区的信息隔绝，在最广泛的范围内传播了我党的政策和主张，激励了广大军民的抗日斗志，为抗战胜利提供了不可替代的文化支撑。

1945年抗战胜利后，电影团的主要成员调往东北解放区工作，电影团也随之解散。80余年过去了，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的片头仍沿用“工农兵”标识，延安电影团的基因仍在延续。实践证明，艺术不仅是时代的镜像，更是革命的独特力量。

本文详细回顾了延安电影团在艰苦环境下的奋斗历程，他们从创建初期的艰难起步，到克服重重困难完成多部纪录片的拍摄，还积极培养青年人才。其影像作品在传播我党政策、激励抗日斗志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虽然电影团最终解散，但它的精神和基因一直延续至今，证明了艺术在革命中不可替代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