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锁结核病防控密码：立法、技术与多方行动

本文聚焦“全面行动，全力投入，加速终结结核病流行”研讨会，介绍了相关活动及奖项情况，阐述了结核病严峻形势，指出中国在结核病防控立法方面存在短板，还分享了结核病防控的新技术，并结合爱斯基摩人经验等强调迫切行动的重要性，同时提出多方面防控建议。

近日，一场意义非凡的“全面行动，全力投入，加速终结结核病流行”研讨会在北京拉开帷幕。此次研讨会在盖茨基金会和全球健康药物研发中心的大力支持下，由北京大学新媒体研究院社会化媒体研究中心精心举办。

研讨会上，众多相关学者专家齐聚一堂，首次将目光聚焦于法律法规在结核病防控中的推动作用。他们深入探讨，强调了法律在结核病防控体系中的重要地位。同时，专家们还重点关注了针对结核病筛查诊断的新技术和新药物研发进展，并积极鼓励将达成的共识转化为实际行动。

值得一提的是，在北京大学第八届终结结核病流行报道评选中，澎湃新闻凭借出色表现荣获年度人文洞察机构等奖项，这也从侧面反映出社会各界对结核病防治工作的广泛关注。

第30个世界防治结核病日即将于3月24日来临，中国相关宣传活动主题确定为“全面行动，全力投入，全民参与，终结结核”，彰显了全民参与防控的决心。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2025年3·24世界防治结核病日宣传口号是“是的！我们可以终结结核病流行：承诺、投资、行动”（Yes! We Can End TB: Commit, Invest, Deliver）。世界卫生组织驻华代表处技术官陈仲丹博士对此解读道，“‘承诺commit、投入invest、行动deliver’，实际上我的理解是‘言必行，行必果’。我们要追求行动的结果，围绕这个结果的加速实现，将承诺转化为投资，包括经费、服务、能力和技术等方面。”

法律短板待补齐

结核病是由结核杆菌这一细菌引发的传染病。据相关估计，全球约四分之一的人口曾感染过结核杆菌。不过，大约只有5%至10%的感染者最终会出现症状并发展为结核病。为了预防结核病，人们通常会为婴幼儿接种抗结核疫苗（卡介苗）。

盖茨基金会北京代表处主任、首席代表顾问杨建悦在致辞中忧心忡忡地表示，“需要更多的努力，让隐藏在统计数据之下的健康不平等被揭示。”结核病如今依然是全球第一大传染病杀手，每年无情地夺走125万人的生命，相当于每天近4000人因结核病死亡。此外，耐药性结核病的威胁正在不断加剧，每年有约40万新发耐药病例，而治愈率却不足70%。

2024年11月28日，国家疾控局、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公安部、司法部、财政部、国家医保局、国家药监局等九部门联合发布的《全国结核病防治规划（2024—2030年）》显示，结核病疫情形势依然严峻，中国仍有约10%的县（区）为高流行地区。结核病防控的目标明确，即结核病发病率在2025年低于50/10万，在2030年低于43/10万。

世界卫生组织驻华代表处技术官陈仲丹博士在分享中强调，结核病是一种可预防且可治愈的疾病。然而，中国医学科学院医学信息研究所医疗卫生法制研究室主任曹艳林指出，综合对比国际上的经验，目前中国在结核病防控立法方面还存在明显短板。

曹艳林解释说，目前中国仅有一个《结核病防治管理办法》，它属于部门规章，虽在立法广义范畴内，但并非法律或行政法规。部门规章的局限性在于只能规定部门内部的事。而在国际上，日本、韩国、俄罗斯都有针对结核病防控的专门立法。以日本为例，一开始该国在《传染病防治法》中有关于结核病防控的内容，但后来由于结核病形势严峻，便专门制定了《结核病防治法》，在十年内，其发病率每年下降约10%，防控效果十分显著。曹艳林强调，传染病防控方面的政治承诺和决心更多应在立法上体现出来。通过立法，首先可以明确政府责任，因为结核病人大部分经济条件不好，往往被关注得少，声量小，需要政府的大力支持；其次，立法还能明确相关部门的职责，传染病防治不仅需要卫生健康和疾控部门的配合，还需要发改、财政、民政等多部门协同合作。最重要的是，结核病防控立法可以解决相关感染者或患者权益的保障，以及重点人群筛查的保障问题。此外，结核病服务体系建设也需要法律作为坚实支撑。

曹艳林还介绍，在地方经验方面，宁夏回族自治区具有典型性。在西北五省区中，只有宁夏的结核病发病率下降到34.8/10万。研究相关重要变量发现，《宁夏回族自治区结核病防治条例》的制定是关键因素。有了该条例，当地可以向财政部门、发改部门争取经费支持，还能进行有效的社会动员。

在立法路径上，曹艳林建议，可以借鉴《血吸虫病防治条例》《艾滋病防治条例》的立法经验，至少将《结核病防治管理办法》从部门规定提升为行政法规，这样才能真正解决问题。

防控新技术助力筛查

除了呼吁加强立法，相关专家还积极分享了结核病防控的新技术、新工具。

北京胸科医院细菌免疫室主任逄宇教授指出，人们通常认为，到医院就诊的结核患者一般都是有症状的。但既往全国流行病学调查数据却反映出一些严峻的现实。比如在2000年全国进行结核病学、流行病学调查时，所有发现的结核病患者当中大概有12.1%是没有症状的。到2010年全国第五次结核病流行病学调查的时候，这个比例增加到43%。也就是说，在所有结核病患者当中，有相当大一部分患者本身并没有咳嗽、咳痰、发热等相应症状。围绕这些无症状患者，如何留取标本进行检测成为迫在眉睫的问题。逄宇教授强调，“我们需要一些新的策略，及时发现患者，把现在患者到医院去就诊时被动发现模式转变为主动发现模式。”

逄宇教授分享了中国两个与国际并跑阶段的新的诊断技术：一是基于舌拭子的诊断技术，以及计算机辅助读片系统（CAD）。其中，舌拭子可作为没有痰或者少痰的患者诊断的备选方案。高通量策略适用于大规模人群筛查，即时诊断策略适用于快速开展检测。目前国内至少有6 - 7家企业都在开展基于舌拭子检测方案的开发，产品检测准确率可以达到93%以上。进展比较快的1家企业已经完成临床试验，提交材料到药监局等待审批中。

在CAD方面，逄宇介绍，这是人工智能和影像进行整合开发出来的工具，能帮助医生从影像图片中挑选出高度怀疑是病变的异常区域或图像，有助于资源匮乏的基层医疗开展远程诊断。

爱斯基摩人启示：迫切行动

全球健康药物研发中心高级主任研究员陈烁表示，1993年，世界卫生组织通过“全球结核病紧急状态宣言”。然而，三十年后，仍未能去掉这个“大流行”状态。

陈仲丹博士介绍，70年以前，生活在阿拉斯加、加拿大等地方的爱斯基摩人经济条件并不好，但他们开展的结核病防治却能达到发病率17%的年下降率。他们的成功“秘诀”在于高覆盖面和保证质量的筛查、诊断和治疗，潜伏性结核感染的筛查与大规模治疗，服务去中心化和下沉到社区，以及加强社会保障消除患者接受服务所面临的经济负担等措施。这是70年以前就总结出的行之有效的经验。目前，全球范围内，结核病患者诊断人数距离结核病估计发病人数之间存在着近30%的“缺口”，正是这些“缺口”导致患者死亡，也是造成社区传播和新发病人数增加的重要原因。而且在耐药结核病方面，这个“缺口”更大，全球估计的45万耐利福平和耐多药结核病患者中只有不足17万名患者获得诊断和治疗，其中，只有11万名患者被治愈。中国的情况也类似，每年新发病患者中诊断发现的“缺口”有25%。耐药结核中大概一半的患者得到诊断，诊断患者中大概有四分之三纳入治疗，其中约有三分之二得到治愈。

有人提出疑问，在低流行地区，肺结核的发病率是不是下降得更困难？陈仲丹博士表示，不可否认，“最后一公里”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但采取循证的、因地制宜的策略在低流行地区也是可以实现结核病发病率的快速下降的，比如保加利亚、塞尔维亚，特别是日本，在2015 - 2023年以来下降了44%。“我们回过头总结一下，他们有一些共同经验，包括前面所说的爱斯基摩人的做法，加上持续的政府承诺，充足的资金保障、新技术新工具的快速推广。”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结核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赵雁林表示，医务人员，特别是非呼吸科的人员对结核病的认识要进一步提高，对于一些符合结核病的发病高危人群，要根据实际情况进行结核筛查。此外，对患者的污名化、消除歧视、给予公平等方面，需要媒体大力宣传。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结核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张慧表示，据估算，目前治疗一个利福平耐药结核患者差不多要花费15万 - 20万元。病人实际报销比例是50%左右，也就是说，个人自付大约10万元。“根据耐药结核病患者目前现有的保障水平，绝大多数存在灾难性支出。”“我们特别希望医疗保障政策与公共卫生项目能够统筹衔接，切实降低结核病患者经济负担，加速控制耐药结核病的流行。”

世界卫生组织驻华代表处协调员乔建荣呼吁重视弱势人群，各部门、社区和民间力量需要协调行动，确保每个人都能够获得应得的预防、诊疗、支持和社会保护服务。

本文围绕结核病防控展开，通过研讨会介绍了结核病的严峻形势，指出中国在防控立法上存在短板，同时分享了新的诊断技术，借鉴爱斯基摩人等经验强调行动的迫切性，并从多方面提出防控建议，呼吁全社会共同努力终结结核病流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