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传统到现代：写生在中国画发展中的角色转变 唐代写生：传统记忆式写生的溯源

本文旨在阐述写生概念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内涵演变，从唐代吴道子的记忆式写生开始，探讨到现代写生对中国画发展的推动作用，以及当今写生出现的诸如“写生秀”等不良现象。

在唐代的天宝年间（742 - 756），唐玄宗于长安遥想千里之外嘉陵江的山清水秀与妙趣横生，于是差遣被尊为“画圣”的吴道子前往嘉陵江写生。吴道子漫步于嘉陵江上，令人诧异的是，他竟未绘制一幅画作，哪怕是一张“速写”都未曾留下。待他返回长安，玄宗欲看其画作时，他却回应道：“臣无粉本，并记在心。”这便是中国传统写生的一种方式。所谓写生，并非仅仅局限于对着自然景观的如实描绘，像这种“并记在心”的记忆方式也是写生的一种，而且还是一种重要的方式。就像五代时期的顾闳中，他受李后主之命绘制韩熙载夜宴的场景。顾闳中仅仅悄悄躲在一旁，细致观察，将韩熙载等众多人物形象牢记心中，展现出了超强的形象记忆能力。由此，《韩熙载夜宴图》成为了中国绘画史上的名作。至于吴道子后来受玄宗之命为大同殿创作嘉陵江山水壁画，他一日之内就绘出了嘉陵江三百里的旖旎风光，玄宗看后大为赞赏：“极其妙也。”吴道子的精妙之处在于他没有被所见的具体一山一水、一丘一壑所束缚，而是把握了嘉陵江的整体气势，这就是中国美学所说的“气韵”，而非单纯的迹象。显然，历史上的写生并非全然是对着实景作画，这与20世纪受现代美术教育影响下的写生截然不同。新中国成立之后，李可染、张仃、罗铭开启了户外写生之旅，这堪称中国现代绘画史上的标志性事件。他们的写生不但开拓了自身的艺术道路，还影响了一个时代的艺术风尚。通过写生，改变了过去仅靠临摹获取造型与笔墨基础的传统。在中国传统中，临摹体现出明确的师承关系，而“血战宋元”的“古意”也成为一种标榜。这种陈陈相因的情况致使中国画缺乏时代新意，难以满足新的社会需求。而李可染等同时代画家通过写生，让画面中出现电线杆、公路、水库、烟囱、汽车等具有时代符号特征的新事物，突破了中国画在表现新的时代主题方面的障碍。如果没有这样的写生以及后来基于写生创作上的变化，传统中国画中的山水、花鸟的文人情调将很难适应新中国的发展。可以说，李可染这批画家的写生使中国画重获新生，并且中国画在之后的发展中将写生融入新传统，延伸至其他画种，形成了与写生紧密相关的特殊依赖关系。通过写生或写生活动推动美术创作，这是与写生相关的重要问题，也是新中国写生在推动中国画发展方面做出的重要贡献。1960年，傅抱石率领江苏省国画写生工作团的钱松喦、宋文治、亚明等人进行了“二万三千里”的写生，此后诞生了一批能够代表中国现代绘画史的精品力作，例如傅抱石的《黄河清》《西陵峡》，钱松喦的《红岩》，宋文治的《山川巨变》，亚明的《川江夜色》等。它们作为时代的经典之作，如同教科书一般诠释了写生的意义，而傅抱石提出的山水画写生的“游”“悟”“记”“写”四个方面，也解释了这个时代写生的特殊性。然而，当下许多画家的“写生”仅仅只有面对实景的“写”，看不到“游”和“悟”，也很少有那种“记”。当然，与中国画相关的写生和西画的写生在20世纪上半叶有着紧密联系。西画的学习从基础的素描开始，就是面对石膏像或模特的写生，而上海美专师生的户外风景写生开启了一种新模式，通过写生能够获取光影和色彩变化的知识，在表现上更能感悟到光影中的空间关系，此时写生就显示出了特殊意义。在美术教育的影响下，西画对传统中国画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使得传统中国画在20世纪上半叶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尽管期间争议不断。从美术教育层面来看，自20世纪初以来，不管学习何种画种，基本上都设有写生课程，尤其是西画学习方面，从画石膏到人体写生，再到室内的静物写生和户外的风景写生，“写生”似乎成为美术学院的不二法门，习惯成自然，很多画家不是在写生就是在去写生的路上。这种成为画家艺术工作习惯的写生，本是一种艺术喜好，这原本不是问题。但有些画家在几十年的艺术道路上，除了现场写生，基本不会作画，这就成了问题。如此来看写生的意义，大致包括：为了获取画面中的光影、色彩、空间、笔墨等基础的认识和知识；为了获得人物的造型、自然景观以及花的形态和鸟（动物）的动态，从而突破传统“粉本”的束缚；为了获得笔墨和表现语言上与新题材相应的新方法；为了获得一张富有现场感且充满浓郁生活气息的独特画作。进入21世纪，美术界写生之风依旧盛行，但发生了许多本质性的变化。这背后关联着“为什么写生”和“写生为什么”这两个问题。画家们成群结队地前往一些著名景点进行“写生”，关键是最后那张拉着横幅的合影，仿佛有图有真相地表明了“下生活”。祖国幅员辽阔，东西南北中，穷其一生或许都难以走遍。然而，有谁关心几年下来出现了哪些代表时代的优秀作品？有哪些作品解决了艺术发展中的问题？还有哪些作品将生活中的重大事项通过审美呈现给人民，如同当年很多画家描绘黄河三门峡水利工程那样？又有哪些作品凭借高超的技艺留在人们心中，像当年的作品一样令人如数家珍？另一方面，写生在当代也在悄然发生变化，即从“写生”演变为“写生秀”。“写生秀”已成为一种虚假连接新中国美术传统的潮流。在各地的秀场中，人们越来越难看到那些著名画家戴着草帽写生的场景。当年的朴素不仅是与人民共情，更重要的是为了艺术不辞辛劳，刘海粟十上黄山写生的美谈正是这种精神的弘扬。可是，如今在“写生秀”的秀场，各种宏大的排场、非凡的气度、环绕的观众、喝彩的互动，主角还颐指气使，那种超越艺术的自信完全是一种做作的表演。加上那些搭遮阳棚的、帮忙挤颜料的托，构成了秀场的众生相。总之就是画得不好，架子还挺大。说到底，不管何种“写生”，最终还是要看画。画得不好，秀场再大，对中国当代美术的发展也毫无贡献，反而损害了新中国新传统中“写生”的声誉。对于艺术，最起码的真诚和尊重应当依然是一种价值观的底线。

本文总结了写生概念在历史进程中的发展变化，从传统的记忆式写生到现代写生对中国画发展的多方面影响，再到当代写生出现的不良现象如“写生秀”，强调无论写生形式如何变化，作品质量以及对艺术的真诚尊重才是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