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聚焦于县城考编的年轻人，讲述他们考编的原因、过程中面临的困境，如激烈竞争、难以抉择是否放弃等，以及上岸后的状况，最后阐述部分年轻人夺回人生主动权的故事。通过多个实例展现这一群体的生活状态与心路历程。
在当今社会，存在这样一群年轻人，他们的生活像是被某种无形的力量“卡住”了。高跟鞋可能会被地板卡住，看电影时网络差会让画面卡住，早高峰挤地铁也会被人群卡住，而这些年轻人，是被自己考编的选择卡住了。大学毕业后，他们渴望获得一份编制内的工作，于是投身于考编的大军之中，却被困在了考试这个环节。山西某乡镇的事业单位工作人员董博文，在考上编制之前，生活可没那么顺遂。他大学毕业后考了两次研究生都失败了，回到县城老家后决定考公考编。毕竟对于二本院校毕业的他来说，这似乎是最好的出路。在他考上乡镇事业编之前，因为没有一份稳定的体制内工作，给他介绍对象的人寥寥无几，偶尔有几次相亲也都以失败告终。95后的张靓也是如此，考公4年后才上岸乡镇事业编。上岸之后，她的人生仿佛开了加速器，一年之内就完成了相亲、恋爱、买房、结婚这些大事。有时候路过一年前学习的自习室，她都觉得有些恍惚，感慨现在的生活和以前简直天差地别。2024年是95后的宋思凝考公的第7个年头了。她的生活就像是陷入了一个怪圈，一直在学习、考试、落榜、再学习的循环里打转。2017年，宋思凝从山西某高校给排水专业毕业，原本在太原找到了一份私营书店的工作，她虽然不是学图书相关专业的，但很喜欢书店的氛围并且应聘成功了。然而就在去上班的前几天，被爸妈喊回了县城老家。在她的老家有这样一种观念，“在体制内才是上班，其他工作都是‘打工的’”。宋思凝并不想考公务员，一是给排水专业能考编的岗位不多，二是她不喜欢公务员的工作氛围和内容，但是父母根本无视她的意见，还对她说“你还小，并不懂得为自己的人生作规划”“难不成你要在外面一辈子给别人打工”之类的话。在县城里，考编的氛围相当浓烈。2022年，李娟在陕西某县城开了一家自习室，原本只开了30个座位，担心生意不好，没想到座位异常抢手，现在已经增加到110个座位了，可每逢重大考试前，仍然供不应求。来这里的年轻人，一半是考研的，一半是考公的，还有少量是初高中的学生。有个计算机专业的女生告诉李娟，很多学弟学妹一进大学就开始为考公、考研做准备了。这些年轻人选择考编的理由也是多种多样的。像董博文，他是主动选择考编的。考研失败后，爸妈想托关系把他安排进厂，他不甘心，觉得有编制的工作在县城既稳定又体面。他还算了一笔经济账，二本院校毕业的学生在大城市就业机会不多，虽然工资可能高一些，但开销也大，在县城吃住都在父母家，结婚生子父母还能帮衬，轻松又稳定，幸福指数很高。除了个人的选择，整个县城的氛围也在促使年轻人考编。在县城的相亲市场，“工作在体制内外”成为青年适婚人群的择偶标准之一。宋思凝就说，要是你是体制内的，大家都争着给你介绍对象。在亲戚的婚礼上，叔叔阿姨们也会根据孩子们是否考入编制来介绍合适的对象。如果待业在家，只要说一句“我的孩子正在考公”，孩子的未来似乎就多了几分“光明”。而且每年各种国考、省考以及数不清的事业单位招聘考试，让这些考编的年轻人几乎全年都在埋头苦学。可是，放弃考编对于他们来说是个非常艰难的决定。华东理工大学博士后王文杰曾在中部某县城政府机构挂职，他观察到年轻人回县城主要有三个原因：一是大城市就业压力大、生活节奏快，他们想要更舒适、稳定的生活环境；二是家庭因素，需要照顾父母等；三是大城市发展饱和，县城和乡村有更多可能性。武汉大学社会学院教授杨华也提到，回县城备考公务员的青年，很多毕业于非“211”高校，家庭普通，毕业后面对购房、职业发展等压力，在大城市站稳脚跟不易，而且家庭缺乏长远规划能力，回县城考编就成了一条退路。但这条退路并不好走。董博文曾经和好朋友同时报考乡镇不同岗位的公务员，同一套卷子，他考了56分，朋友考了54分，就因为他报考的岗位竞争更激烈，他排名第13，朋友却排名第一。他感慨如果报朋友的岗位自己就是第一了。在14次编制考试落败后，董博文退而求其次报考了乡镇的事业单位，他觉得虽然待遇不如公务员，但好歹上岸了，自己还年轻，可以继续考。不是所有人都能像董博文这么想得开。1996年的柴青，本科和研究生都毕业于重点本科院校英语专业，她的室友有的做了中学教师，有的当大学辅导员，还有的在街道办做公务员。她一开始向往更广阔的舞台，第一次参加西安市公务员考试，排名第四，距离进面试只差一名。她当时还在兼职，想着第二年全职备考应该很有希望，就辞掉了兼职。可复习的时间越长，压力越大，生活里只剩下备考这一件事，看着周围同学一个个考上，自己连面试都进不去，她就慌了神。3年过去，她承认自己当初考公有些“心高气傲”，后来也开始接受家里的相亲安排了。宋思凝在考编的7年里，一直在和父母对抗，但没什么效果。考编前两年，她在政府见习岗工作同时备考，单位工作繁琐，让她更抵触报考公务员。她一次又一次落榜，开始一两年父母全力支持，时间久了父母也慌了，开始给她介绍对象。2022年，表姐劝她考不上就出去找工作，她坐在电脑前写简历却写了很久。她发现自己除了在县城政府见习岗的工作，没有其他能写进简历的经历，意识到长时间备考让自己和社会脱节，和同龄人拉开了很大差距。她不想和朋友联系，觉得自己的人生好像只剩考公这一条路，根本不相信自己还能考上。李娟的自习室里，有很多一直没考上的年轻人，他们面临着艰难的抉择：是继续坚持考下去，还是放弃？不管做哪个选择都非常难。李娟觉得他们好像钻进了死胡同，长时间的备考投入了巨大的时间成本，好像只有考上了才对得起之前的付出，可考上编制人生就真的一帆风顺了吗？其实，“上岸”后的人生也并非顺遂无虞。王文杰很理解年轻人对编制的追逐，对于接受过大学教育的年轻人来说，他们更希望找到体面的白领工作，而县城里的白领岗位主要集中在体制内，像公务员、教师、医生等。但是县城的编制名额有限，以王文杰挂职的县城为例，四五十万人口只有大约1万个编制名额。其中公务员编制约1000个，具有行政职能的事业编制大约在2000 - 3000个之间，剩下的名额分给教师、医生、国企员工等职业。这些编制名额管理严格，竞争激烈，过去5年里只招录了大约100名行政编制人员，这意味着每年有大量考生落榜。而且很多人对体制内工作存在滤镜，实际上体制内工作也有烦恼。根据王文杰的挂职体验，县城体制内工作大多按章办事，日常围绕基层琐碎事务。董博文进入体制后，并没有过上想象中的舒坦日子。他经常下基层和老乡打交道，处理老乡生活中的各种问题，都是些家长里短的事，但处理好并不容易。他常常为了解决一个问题下基层十几趟，半夜被喊起来下乡处理急事也是常有的事。不过，他开始理解老同事讲的2022年抗洪救灾的故事了，当时所有政府工作人员和共产党员都上了抗洪一线，吃住都在坝上，晚上冷风呼呼吹，领导带着电视台工作人员来采访，也没人凑上去抢功，大家都一心想着守住家园，不让群众生命财产受损失。董博文现在真切地想帮老乡做事，让他们日子好过些，考走的计划也搁置了。他发现当年一起备考的同学各奔东西，有的留在基层，有的继续往上考，也有受不了基层公务工作辞职去大城市的，他觉得有时候稳定也没那么重要，找到自己活着的价值才能过得舒坦。王文杰也指出，并非所有人都适合县城体制内的工作。体制内确实有保障，能低成本实现体面就业和生活，但也存在局限性，比如职业晋升有“天花板”，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和大城市有差距，年轻人要适应县城的熟人社会结构、琐碎的工作内容，还要在文化和心理上进行调适，这些都是考回县城前要深思熟虑的问题。在自习室里，面对考编年轻人的纠结和迷茫，李娟常常分享自己的故事。她没在体制内工作过，但享受生活的不确定性。疫情前开民宿，疫情期间转长租房，疫情后回县城开自习室，现在又发现新商机想开相亲工作室。她想用自己的经历告诉大家，人生不会被一条路堵死，这条路不通可以换条路试试。王文杰也建议县城考编的年轻人，首先不要盲目跟风，要审视自己，明确自己的优势劣势、兴趣和客观条件限制；其次要考虑是否只有体制内这一条路可走，体制外也有很多就业机会，虽然有不确定性，但任何工作都有不如意的地方，要积极调整心态适应职场。不过，也有年轻人开始夺回人生的主动权。柴青因为收到好朋友突然车祸去世的消息，有了重启生活的念头。当时她正在太原参加考试，无法赶回去参加葬礼，这件事成了她心里的疙瘩。她开始反思，到底是什么重要的事让她错过见朋友最后一面？她意识到困住自己的是执念，考公不能解决人生所有烦恼，即使上岸也会有新烦恼。考公要继续，生活也得继续，她不想把全部生活都留给考公，要留些时间生活、恋爱，感受美好。宋思凝也想重启生活，她选择了及时止损。2024年春天，她辞掉了外包客服的工作，每天待在西安的出租房里，妈妈担心她就来陪她。宋思凝回想自己和父母的相处模式，发现总是陷入怪圈，父母担心她有困难就想帮忙，可她接受帮助后父母又会责备她。她妈妈也作了艰难的决定，不再插手她的人生选择。宋思凝用7年换取了不再考编的自由，虽然拿回了人生主动权，但她又有些迷茫，不知道自己还能做什么。一次跟朋友去live house，她喜欢上调音师的工作，可又担心自己没有技能胜任，担心因为年龄大不被培养，但朋友鼓励她去试试。和很多大学毕业生一样，宋思凝的2025年充满各种可能性，不同的是，7年的经历让她更加明白紧握人生主动权的珍贵和不易。
本文通过讲述县城考编年轻人的故事，深刻地反映了这一群体在考编过程中的各种遭遇。包括考编的动机、面临的竞争压力、上岸后的真实状况以及放弃考编或夺回人生主动权的艰难抉择等多方面内容。展现出年轻人在县城考编这条路上的复杂心态和生活百态，也给其他有类似情况的年轻人提供了思考与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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