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围绕大脑在现代数字生活中的情况展开讨论，包括刷手机、使用AI等行为对大脑的影响是有益还是有害，通过采访神经生物学家杨雄里院士来探究脑科学家的观点，试图解答大众的疑惑，还涉及到AI时代大脑应如何学习等问题。
大脑着实是一种神奇的存在。我们时刻都在使用它，也经常对其展开研究，可即便如此，人类依旧不清楚大脑的可塑性到底有没有极限。就好像我们和大脑是“最熟悉的陌生人”一般。
假如有个清单，让大脑列出每天做的最频繁的事情，那排在首位的会是什么呢？是刷短视频，还是刷朋友圈？亦或是用大模型搜索答案、撰写公文？在这个无处不AI的时代，大概所有人的答案都差不多。
然而，舆论界却总是不停地提醒人们：“别整天刷手机”“碎片化阅读不可取”“尽量远离社交媒体”。大家总是担心这种迅速又看似不怎么“烧脑”的生活方式，对大脑健康有害，甚至觉得这就像是在对我们的大脑做“额叶切除术”。2024年12月，牛津大学出版社把“脑腐”（brain rot）选作年度词汇。与之相映成趣的是，2025年1月，擅长推理的通用大模型DeepSeek掀起了一股全民“有事找DeepSeek帮忙”的热潮。生活就是这样充满矛盾。
在数字生活里，无人能够“幸免”。人们普遍认为这会削弱我们的专注力和记忆力，改变大脑结构，甚至降低人类智商。这些所谓的“常识”，真的是脑科学家们一致认同的吗？还是只是想当然、以讹传讹的偏见呢？为此，记者专门请教了中国科学院院士、神经生物学家、生理学家、复旦大学教授杨雄里。
（图片来源：东方IC）
对于刷不刷手机大脑有何区别这个问题，其实这种担忧早就存在了。从报刊书籍到广播电视，从电脑诞生到互联网兴起，再到移动互联网的出现，然后有了社交媒体平台，直至如今人工智能无处不在，几乎每一次信息工具的进步和社会节奏的加快、多线程工作常态化，都会伴随着类似的担忧。似乎过度使用、深度依赖，就会被认定为对大脑长期发展“不友好”。
严格来讲，“脑腐”并非新名词，最早能追溯到1854年梭罗的《瓦尔登湖》，当时是用来批判社会倾向于简化复杂思想，致使智力和思维能力衰退。现在，我们用这个词形容无意义或缺乏挑战的线上内容，以及不停地刷智能手机屏幕的行为，用来强调过度消费低质量线上内容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脑腐”一词在社交媒体平台非常流行，在2023 - 2025年间，其使用频率增长了230%。
2010年，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神经科学研究所团队发表了一篇综述文章，指出一个重要现象：观看视频时，不同个体大脑受影像刺激产生同步神经活动的脑区几乎相同，这表明观看视频能调动人脑大范围的复杂高级认知功能，而且不同个体激活脑区的分布差异很小。也就是说，刷视频时大脑也在工作。
浙江大学团队2021年发表的研究也得出类似结果，通过磁共振成像得到的大脑截面，显示出观看短视频时大脑兴奋的区域。所以，别以为刷短视频就不动脑子，实际上我们的大脑转得很快。
可是，这么多年来，似乎并没有一项明确、具体的科学研究成果，能够证实大脑改变甚至退化这些“常识”和“忧虑”。
（图片来源：东方IC）
记者问：长期高频刷手机的人，脑结构会改变吗？
杨雄里回答：我觉得，这方面要进行定性定量的实验是非常困难的。刷手机多久才会影响脑结构呢？是在什么时间刷的手机？当时情绪怎样？年龄是否相同？我认为，正常情况下，人脑的基本结构存在个体差异，其精细结构在不同条件和活动状态下处于动态变化中。而且影响大脑结构的变量相当多。所以，要确定某一结构的变化是由某个特殊时期（或特殊条件）产生的，难度很大。通常只有在极端情况下，才会出现剧烈的病理性改变，但这种极端情况往往不具代表性。
那如何善待我们的大脑呢？
牛津大学人类行为与技术教授安德鲁·普日比尔斯基和同事们，2023年通过功能性磁共振成像（fMRI）扫描孩子们完成任务时的脑活动，分析了美国近12000名9 - 12岁儿童的数据，发现观看屏幕时间对儿童大脑的“功能连接性”（不同大脑区域之间的沟通方式）没有影响，对孩子们的心理健康自我报告也没有负面影响。英国《卫报》在相关报道中还引用了普日比尔斯基教授的话：“从更宏观的角度看，拥有能上网的手机、家里有高速互联网的年轻人，他们的整体幸福感更高，在多个心理健康指标上自我评价更幸福。”
焦虑和忧虑往往源于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人类总是想知道如何善待自己的大脑，让大脑从事何种活动才健康有益。也许正因为如此，这个问题没有标准答案。
（图片来源：东方IC）
记者问：从脑科学研究者的角度，您对科学用脑有什么建议？
杨雄里说：社会具有多元化的本质，我们应保持宽容度，鼓励多元选择，让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兴趣爱好，甚至可以很广泛。我一直强调“过犹不及”这四个字。任何事都要适度，避免病态成瘾。就算是经典音乐，成天沉溺其中也不合适。短平快的阅读就一定没意义吗？也不一定。任何事情都不能过度和绝对化。钻研一件事，多长时间、何种强度才健康合理？很难有统一标准。
在AI时代，大脑该如何学习呢？
进入2025年以来，大模型等人工智能话题持续火热，这种新型工具的走红，是否会成为人脑的下一个“假想敌”呢？
（图片来源：东方IC）
记者问：您用过大模型吗？
杨雄里答：我用大模型翻译文章。我快写完的时候，它也翻译好了，准确度很高。我觉得翻译工作可能正在被人工智能取代。
记者问：AI时代，人脑是不是面临越来越多的挑战？
杨雄里答：这是值得我们高度关注和深入探讨的话题。人工智能的发展超乎想象，这给教育带来了很多挑战。很多死记硬背的知识点没必要再考查了。哪些才是我们真正要学的，这是个重要问题，要尽早明确。我在语言学习上有些心得，会好几门外语，很多是自学的。但要是我生长在现在这个大模型快速发展的时代，我肯定不会花时间学这么多语言，太没挑战性了，这些事交给人工智能就行。
记者问：人工智能会不会超越人类智力？
杨雄里答：我曾经认为人脑思维是至高无上的，但随着人工智能的崛起，我修正了自己的观点，“人工智能超越人脑智能”是有可能的。几年前我们筹划中国脑计划时，强调类脑研究，即借鉴脑的工作原理发现人工智能，这没错，但人工智能近年的迅速崛起也提示我们应更重视人工智能对人脑智能的推进。我想正是人脑智能与人工智能的相互影响推动着社会的进步和发展。
文章探讨了大脑在数字生活中的状况，包括刷手机、AI使用等对大脑的影响。指出人们对于这些影响的“常识性”看法可能并非基于确凿的科学研究。同时通过杨雄里院士的观点，阐述了大脑结构变化研究的复杂性、善待大脑并无统一标准、AI时代大脑面临的挑战与机遇以及人脑智能和人工智能相互影响推动社会进步等多方面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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